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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料袋

当新世纪的风吹进陕北,杨山正拽着他皱的发黑的塑料袋回家。
  新来的村支书是刚毕业的大学生,他鼓励村民们改种野山桃,这类桃体积较一般的桃要小的多,利用这里土地厚肥的优势(栗钙土和黑垆土)长势也差不到哪里去,多产的可能性也很大。但大多已经开垦的土地被村民们种上了马铃薯和玉米,他们认为这是养口饭吃的东西,总比突然引进些什么没有听说过的新物种要好得多。
  毕竟是热情且充满干劲的青年,新来的村干部认为要致富就必须因地制宜创造条件,而在这环境恶劣且常年干旱的陕北,种植适应力强的野山桃无疑是当下最合适的选择。于是他开始笼络大家,决定先从民心抓起。
  陕北人民大多心地善良,对这位意见不合的新干部没有表现不满和排挤,依旧热情款待了他,时间磨合久了也和他熟络起来,再加上也听这位干部讲了太多乡村振兴的故事渐渐的也就有一部分人愿意加入这个计划中,随着这个计划的推进加入的人也越来越多。但杨山是个例外。面对村支书的好意他总将对方拒之门外,甚至在村支书路过他家门时都要抄着扫帚将对方赶走。吃过几次闭门羹后村支书终于不再来了。又因为杨山性子孤僻,也没有太多人敢继续过问这件事。当人们扛着锄头和种子上山时他还守着自己的一方地种着玉米和小麦。
  四月份村里又开始策划新方案,杨山并不关心,装了一口袋去年磨好的玉米面,带了零零碎碎五千多块钱一大早买了高铁票就走了。
  他坐一天车到深圳,当时是20年初,疫情似乎只在外地爆发的严重,陕北的生产生活没有受到影响,杨山也觉得这个消息离自己太遥远,并没有当回事。
  但深圳不一样,人口密集的大城市。杨山穿梭在大厦和轿车里,他觉得鸣笛声有些让他不安和不舒服,黝黑粗糙的皮肤和笨拙的行为让他和周围一切都好像格格不入。他显然是不喜欢这个突如其来的改变的。到晚上他就睡在城郊外八十块钱一晚的酒店里,白天继续背着背包问路。
  几天后终于找到阿梅给的地址。他先给阿梅打去了电话,但是是空号,于是他决定自己先过去。等到了那间出租屋时,开门的却是另外一个男人,他和阿梅年纪相仿,穿着工厂里的蓝制服。这时阿梅围着围裙正端来一碗鱼汤叫男人吃饭。杨山一眼就明白了,他握紧了拳瞪着男人,却立在原地半晌都没有说话。最后他只说自己是阿梅她哥,让他照顾好阿梅,递给男人一口袋玉米面就离开了,男人热情的要拉杨山进去坐坐,阿梅听见响声也过来了,她先是吃了一惊,又低着头默不作声,最后借着送行的理由跟杨山到门外,她讲以为和他不会再见面,哭着让杨山带她走,杨山不同意,他放任着阿梅闹的死去活来,从塑料袋里取出五千块讲她也要好好成家就转头离开了。
  那一年杨山三十四岁,阿梅二十六岁。
  当晚杨山买了回陕北的火车票。但又一波的疫情让交通工具的出行被暂停,他同许多想回家的人一起被扣在了火车站,黑压压的人群,背包裹的,穿正装的,不入耳的抱怨声,想必激起了很多人的不满。但杨山现在没心思在乎这些,他只觉得浑身疲惫,抱着麻布口袋蹲靠在石柱上睡过去了。
  梦里他回到陕北,玉米已经成熟了,颗颗饱满,阿梅十七岁的模样笑着,为他递来盛好水的壶,说磨了面又能做窝窝头。杨山要去接水壶,塑料袋却掉了,他弯腰去捡,一阵大风将它吹走了,连同里面阿梅的照片一起。他伸出手够了场空,顿了顿也就没有再去抓,回过头阿梅问他发什么愣,他抱着阿梅说想她。此时大伙们摘桃回来了,看来今年是个大丰收,坡上又传来欢快的歌声,崖畔上开花崖畔上红,受苦人盼着那好光景。
  杨山的故事到这就结束了。
  阿梅是我的姐,二十八岁离了婚,没有孩子,未再嫁。
  杨山最后也没有回到家,被感染后消失在了深圳,石沉大海。他的田依旧空着,被搁置的田里长满了杂草,盖的庄稼也没了影。
  乡村振兴工作实行的很顺利,在村支书的带领下村民们年收入也得到了提高,他们开始在新时代的引领下进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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