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也，人也 ——从赏析《游褒禅山记》看王安石其人

北宋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自问世以来，倍受历代学者、文人推崇。该文从表面上看是一篇游记，仔细阅读后，感觉它又不是以游记为重点，而是借游记书写感想、发表议论，表明心志之作。从这个角度讲，本文既是游记，又是议论文，所以我们称之为游记体的论说文。

作为一篇游记，它同一般游记一样，按照游程的顺序，开篇作者就层次井然地描绘了山水名胜。先是叙述了褒禅山及山洞名称的来历：“华山”原为“花山”是读音之误，才作“华山”;唐代高僧慧褒“始舍于其址而卒葬之”此后名曰“褒禅山”;“华山洞”固在“华山之阳名之也”。接着介绍了游山洞(前洞和后洞)的经过及出洞后的感受。在这一节里，作者对前洞的描写非常简略，只交待了洞外的情况和洞壁的情形。寥寥十四字：“其下平旷，有泉侧出，而记游者甚众。”作者告诉我们：前洞的下面有一块平坦的土地，山泉从洞的一侧流出，记游者(从山洞口石壁上刻的诗文和姓名知道)很多，洞内的景物只字未提，应该说作者游山题记，对游历过的景物应是处处留心，事事在意，然对前洞的叙述景物，而是托物言志，借物抒情。同时前洞“记游者甚众”，一般游人一目了然，无需赘叙。作者对后洞的叙述相对前洞详细，然而着力点又放在游洞的感受和出洞的后悔上。“有穴窈然”指出后洞不同于前洞，后洞是深远幽暗“好游者不能穷也”，进洞后作者的感受：“入之愈深，其境愈难，而其见愈奇。”有游览而引出全文议论的总论点。这是说经过的困难越多，收获就越大。经过的困难和取得的收获，永远成正比例关系。游山如此，人们做学问、干事业也如此，“有怠”情绪和浅尝辄止，终将一事无成，游洞的感受正说明了这一点。出洞后，作者认为：“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明。”然毅力不坚。一个“悔”字，道出了“不得极游夫之乐”的心情。同时作者强调了毅力不应被别人所左右，自己认准的事，就义无反顾的坚持下去，否则就会前功尽弃。

作品的第三部分，笔锋一转，一个“叹”字，在上文叙述的基础上展开议论。作者因游山而想到古人之得，是“求思之深”的结果。接着论述了那近的景色，游者就看的多，而那些险而远的景色，一般游人就很难到达或看到了。一般人只能走平坦的路，只能看到那些易见之景，就象游褒禅山，游人只能看一看前洞的景色而已，所以没有什么见树，然而那些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又往往在人之罕至的地方，非历经艰难困苦是不可得到的。这需要有坚定的志向。作者用了大量的笔墨，逻辑严密地论述了，人们为了达到目的，实现理想，要经过主观努力，还要服从客观条件，为了说明这个道理，作者则论证了“志”、“力”、“物”三者之间的关系。“有志”是第一要著的，作品强调了“志”的重要性，认为只有树立宏伟壮志，做学问也好，创大业也好，才能排除一切干扰，战胜任何困难，虽百折而不回，这样做了，才会无悔，否则就遗憾终身，且受人讥笑。为了实现理想(志向)，还需要有足够的能力和外物的帮助，即“物以相之”。韩愈认为“君子性非异也，善驾于物也。”王安石在这一点上积极推崇韩愈的观点。

关于“仆碑”一节，作者从亲见的碑文漫灭的事实中想到：对于过去的东西，古书不存，文献不足，决不能随意凭主观想象判断，给后来人留下错误的结论，以致于以讹传讹。做学问应持“深思而慎取”的态度。

文章最后补叙同游人及落款。全文从头至尾，有条有理地记录游览褒禅山的经过，巧妙地引出议论话题，而这些议论，又非一般政客地空泛谈论，古代有“文如其人”之说，结合王安石一生经历，我们可以认为：王安石实现了人与文的完美统一，他是这么写的，也是这么做的。让我们看一看王安石一生实践，自然会明白文与人一致性和言与行的和谐性。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号半山，北宋临川(现在江西抚州)人，幼敏而好学，随父王益都遍游南北，广泛地接触当时的社会现实：亲眼目睹了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对农民的盘剥压榨，造成北宋时的国弱民贫，致使无力抵抗西夏的入侵，他逐渐树立了革新政治的理想。仁宗庆历二年(1042)中进士，时年22岁，授淮南判官。1047年改任郸县(今浙江宁波)知县，后又升舒州(今安徽安庆市)通判，提点江东刑狱，仁宗嘉三年(1058)召为三司度支判官(京师官)，也就是说从1042年一一1058年，这16年的地方官，他在局部地区实现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建立了一些功绩，赢得了人民的赞誉，积累了不少经验。他越来越清醒地看到北宋时期的社会弊病，于是在他入京的第一年，即仁宗嘉三(1058)上万言书，请求仁宗皇帝改革政治，兴利除弊，实行变法，可是当时他从很小的地方官刚调到京城，人微言轻，其政治主张并没有得到宋帝的赏识，然而王安石并没有灰心，仍不断进谏，直到1069年宋神宗才下诏，任用王安石为宰相实行变法。从1058年到1069年，整整11年，11年来其间甘苦有谁知晓，守旧派的反对，同僚的冷嘲热讽，没有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精神和毅力，无论如何也是坚持不下来的。

上文说过《游褒禅山记》主要强调了两个观点：其一是：“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即对真理的追求，需要历经艰难险阻，必须“尽吾志”以赴之，始能于已无悔，不为人讥，王安石变法，可以说是至死不渝，直到元丰八年(1085)新法被废，乃至元元年(1086)王安石怨愤忧郁而死，不改初衷。其二是：做学问，必经“深思而慎取”。拿做文章来说，王安石认为：文章应为“礼教治政”，他说“尝谓文者。礼教治政云尔。”所以他的诗文是“治政”而为，适用为主，就《游褒禅山记》而言，这种游记体的议论文，也算开了这一文体的先河。另外，他研究学问独抒己见，创立新义，王安石曾经著《周官新义》.对《周礼》的解释有一些新的说法，至于新义是否完全正确，那就另当别论了，至少说他这种”深思而慎取”的精神是可佳的。

“言为心声”，文章是有声语言的载体，文章发自于心底，传之以口头，倾述于笔端，我们从《游褒禅山记》一文看到王安石为文求新、为理求真、为人求实、为事求诚的不怕艰难险阻的精神。王安石，作为封建士大夫竟有如此之高的精神境界和百折不回的坚韧毅力，实在是今人之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