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也,人也 ——从赏析《游褒禅山记》看王安石其人

北宋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自问世以来,倍受历代学者、文人推崇。该文从表面上看是一篇游记,仔细阅读后,感觉它又不是以游记为重点,而是借游记书写感想、发表议论,表明心志之作。从这个角度讲,本文既是游记,又是议论文,所以我们称之为游记体的论说文。

作为一篇游记,它同一般游记一样,按照游程的顺序,开篇作者就层次井然地描绘了山水名胜。先是叙述了褒禅山及山洞名称的来历:“华山”原为“花山”是读音之误,才作“华山”;唐代高僧慧褒“始舍于其址而卒葬之”此后名曰“褒禅山”;“华山洞”固在“华山之阳名之也”。接着介绍了游山洞(前洞和后洞)的经过及出洞后的感受。在这一节里,作者对前洞的描写非常简略,只交待了洞外的情况和洞壁的情形。寥寥十四字:“其下平旷,有泉侧出,而记游者甚众。”作者告诉我们:前洞的下面有一块平坦的土地,山泉从洞的一侧流出,记游者(从山洞口石壁上刻的诗文和姓名知道)很多,洞内的景物只字未提,应该说作者游山题记,对游历过的景物应是处处留心,事事在意,然对前洞的叙述景物,而是托物言志,借物抒情。同时前洞“记游者甚众”,一般游人一目了然,无需赘叙。作者对后洞的叙述相对前洞详细,然而着力点又放在游洞的感受和出洞的后悔上。“有穴窈然”指出后洞不同于前洞,后洞是深远幽暗“好游者不能穷也”,进洞后作者的感受:“入之愈深,其境愈难,而其见愈奇。”有游览而引出全文议论的总论点。这是说经过的困难越多,收获就越大。经过的困难和取得的收获,永远成正比例关系。游山如此,人们做学问、干事业也如此,“有怠”情绪和浅尝辄止,终将一事无成,游洞的感受正说明了这一点。出洞后,作者认为:“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明。”然毅力不坚。一个“悔”字,道出了“不得极游夫之乐”的心情。同时作者强调了毅力不应被别人所左右,自己认准的事,就义无反顾的坚持下去,否则就会前功尽弃。

作品的第三部分,笔锋一转,一个“叹”字,在上文叙述的基础上展开议论。作者因游山而想到古人之得,是“求思之深”的结果。接着论述了那近的景色,游者就看的多,而那些险而远的景色,一般游人就很难到达或看到了。一般人只能走平坦的路,只能看到那些易见之景,就象游褒禅山,游人只能看一看前洞的景色而已,所以没有什么见树,然而那些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又往往在人之罕至的地方,非历经艰难困苦是不可得到的。这需要有坚定的志向。作者用了大量的笔墨,逻辑严密地论述了,人们为了达到目的,实现理想,要经过主观努力,还要服从客观条件,为了说明这个道理,作者则论证了“志”、“力”、“物”三者之间的关系。“有志”是第一要著的,作品强调了“志”的重要性,认为只有树立宏伟壮志,做学问也好,创大业也好,才能排除一切干扰,战胜任何困难,虽百折而不回,这样做了,才会无悔,否则就遗憾终身,且受人讥笑。为了实现理想(志向),还需要有足够的能力和外物的帮助,即“物以相之”。韩愈认为“君子性非异也,善驾于物也。”王安石在这一点上积极推崇韩愈的观点。

关于“仆碑”一节,作者从亲见的碑文漫灭的事实中想到:对于过去的东西,古书不存,文献不足,决不能随意凭主观想象判断,给后来人留下错误的结论,以致于以讹传讹。做学问应持“深思而慎取”的态度。

文章最后补叙同游人及落款。全文从头至尾,有条有理地记录游览褒禅山的经过,巧妙地引出议论话题,而这些议论,又非一般政客地空泛谈论,古代有“文如其人”之说,结合王安石一生经历,我们可以认为:王安石实现了人与文的完美统一,他是这么写的,也是这么做的。让我们看一看王安石一生实践,自然会明白文与人一致性和言与行的和谐性。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号半山,北宋临川(现在江西抚州)人,幼敏而好学,随父王益都遍游南北,广泛地接触当时的社会现实:亲眼目睹了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对农民的盘剥压榨,造成北宋时的国弱民贫,致使无力抵抗西夏的入侵,他逐渐树立了革新政治的理想。仁宗庆历二年(1042)中进士,时年22岁,授淮南判官。1047年改任郸县(今浙江宁波)知县,后又升舒州(今安徽安庆市)通判,提点江东刑狱,仁宗嘉三年(1058)召为三司度支判官(京师官),也就是说从1042年一一1058年,这16年的地方官,他在局部地区实现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建立了一些功绩,赢得了人民的赞誉,积累了不少经验。他越来越清醒地看到北宋时期的社会弊病,于是在他入京的第一年,即仁宗嘉三(1058)上万言书,请求仁宗皇帝改革政治,兴利除弊,实行变法,可是当时他从很小的地方官刚调到京城,人微言轻,其政治主张并没有得到宋帝的赏识,然而王安石并没有灰心,仍不断进谏,直到1069年宋神宗才下诏,任用王安石为宰相实行变法。从1058年到1069年,整整11年,11年来其间甘苦有谁知晓,守旧派的反对,同僚的冷嘲热讽,没有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精神和毅力,无论如何也是坚持不下来的。

上文说过《游褒禅山记》主要强调了两个观点:其一是:“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即对真理的追求,需要历经艰难险阻,必须“尽吾志”以赴之,始能于已无悔,不为人讥,王安石变法,可以说是至死不渝,直到元丰八年(1085)新法被废,乃至元元年(1086)王安石怨愤忧郁而死,不改初衷。其二是:做学问,必经“深思而慎取”。拿做文章来说,王安石认为:文章应为“礼教治政”,他说“尝谓文者。礼教治政云尔。”所以他的诗文是“治政”而为,适用为主,就《游褒禅山记》而言,这种游记体的议论文,也算开了这一文体的先河。另外,他研究学问独抒己见,创立新义,王安石曾经著《周官新义》.对《周礼》的解释有一些新的说法,至于新义是否完全正确,那就另当别论了,至少说他这种”深思而慎取”的精神是可佳的。

“言为心声”,文章是有声语言的载体,文章发自于心底,传之以口头,倾述于笔端,我们从《游褒禅山记》一文看到王安石为文求新、为理求真、为人求实、为事求诚的不怕艰难险阻的精神。王安石,作为封建士大夫竟有如此之高的精神境界和百折不回的坚韧毅力,实在是今人之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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