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姚文元祖居

一、
  
  姚公埠,浣江古渡,离诸暨县城四十里路。从杭州坐火车在湄池站下车,再转公共汽车可到姚公埠。倘若坐小火轮更便捷,从杭州沿钱塘江航行,转入支流浣江,可直抵姚公埠。上午开船,下午便到了。姚公埠村沿浣江而栖,绵长150公里的浣江,就是传说中美女西施浣纱之江。据说姚公埠原来只是个临江小村,居住着柴姓的人家。宋时,有户姚姓从开封南迁至富阳,不久,姚姓两兄弟亨德、亨利又从富阳迁至这个小村。亨利被柴家招为上门女婿,改姓柴,而姚亨德也在小村安了家。民间有一种说法:“以柴烧窑(姚),窑(姚)越烧越旺,柴越烧越少”。果真,柴姓人丁逐渐衰落,姚家子孙日益兴旺,小村最终成为以姚姓为主的大村。
  
  据保存于上海图书馆的《暨阳浣西姚氏宗谱》所载,旧时,村外浣江边有一渡口,姚氏祖先专门派船摆渡,为过江行人提供方便而不收分文。元至正十三年(公元1353年)当地太守数次过渡,甚为感动,称姚氏先祖此举“公而忘私,国而忘家”,故名渡口为“公步”(“步”古通“埠”),后人又在“公埠”之前加上姚姓,此即姚公埠村名之由来。
  
  姚公埠分上、中、下姚三个自然村,它的一边是浣江,另一边是农田。农田地势低凹,不得不沿江筑堤。人们的房屋无法建在那低湿的土地上,只好建在堤上。于是,沿江而建的狭长村落,像一条古老时光里的罗纱,轻轻飘落在江岸边,紧依浣江绵延六七里。水运为主的时代,姚公埠很早就成了繁华的水运要津,历史可追溯到千年之前。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这里被称作“小杭州”,当时有最先进的交通工具——小火轮两艘,每天两班开往临浦、杭州,沿江一带及城关进出省城的都到姚公埠乘船转换,从县城坐人力车到此地接驳汽轮,来往船只可上达苏杭,直抵京畿。
  
  “吃鱼要去姚公埠”,城里面的人都这么说。姚公埠河段受钱塘江的海潮影响,每天朝夕两潮。鱼虾溯钱塘江而上,生活在半海半江的环境中。它既没有海鱼的咸味,又没有河鱼的土腥味,姚公埠附近江里的鱼类生活在得其天而独其厚的环境里,肥而不腻、肉质细嫩,当然就奇鲜无比啦。
  
  姚公埠旧时置乡,此处建筑、文化自有风韵。那些青砖雕刻、条石搭建的门额、窗棂,一个个都显得玲珑有致,趣味横生。还有一扇扇端庄典雅的大门,总会有“红霞晚映,鸢飞鱼跃”之类充满生气的对联,活生生一个江南古镇的风度。
  
  岁月无痕亦有痕。往昔“日过桅帆千杆,夜泊舟船十里”的繁荣盛景已随江水远去,当年会馆、钱庄、当铺和茶馆传出的买卖吆喝,丝竹管弦,以及喧闹的市声也渐渐遗落在时光深处……
  
  说了这么多,其实,我想说的是,文革风云人物姚文元的祖居就在这里,当年的姚公埠因为出了姚蓬子、姚文元父子俩,迅速走红,惹人关注。 一段时间以来,“姓姚,姚文元的姚”成了姚姓向别人介绍自己姓氏的口头禅。
  
  二、
  
  姚文元,1931年12月生于上海,1948年加入了中共地下党。建国后历任共青团上海卢湾区工委宣传部部长、《萌芽》杂志及《文艺月报》编辑、《解放日报》编委等,一直从事文字、文学工作。
  
  姚文元出身于书香世家,自幼天资聪颖,他喜欢读书和写作,从小就追求文章的标新立异及轰动效应,他的国文老师点评他的作文:为了追求文章效果,写一篇作文,总要写死一个人。由于历史的机缘而被上面看中,姚文元从此飞黄腾达,平步青云。但谁人曾想,他却走上了错道儿,一生口诛笔伐,害人不少。
  
  在姚文元成为“新星”前有一个插曲。那是1957年2月6日,他在《文汇报》上又发表了攻击姚雪垠的文章《教条和原则――和姚雪垠先生讨论》。在文中,姚文元用词激烈,极尽攻击之事,可谓是锋芒毕露。如果说,仅仅凭一篇稍有良知的人都鄙视的批判文章,姚文元是“红”不起来的。但是,连姚文元自己也没想到,这篇文章会引起毛泽东的注意。
  
  毛泽东喜欢看上海的《文汇报》,那天正好看到了姚文元的文章,联想到不久前看过姚雪垠的散文《惠泉吃茶记》(毛泽东认为姚雪垠有点“知识分子的清高”,好像“别人独醉他独醒似的”),觉得姚文元的文章很有针对性,毛泽东便向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打听“姚文元是何许人也?”柯庆施也弄不清楚姚文元是何等人物,因为他调来上海才一年多。准确回答毛泽东提问的是他的政治秘书张春桥。其时,姚文元是张春桥重点培养的文学青年,张春桥于是向柯庆施介绍说,姚文元乃姚蓬子之子。“哦,原来是姚蓬子的儿子!”柯庆施对姚蓬子并不陌生。柯庆施赶紧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对于毛泽东来说,当时对姚文元的名字闻所未闻,而对姚蓬子其人却是熟知不过的。
  
  三、
  
  姚文元的父亲姚蓬子出生于诸暨的姚公埠老宅,就读于北京大学,是五四时期著名的作家,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怎么绕也绕不过去的一个人物。姚文元的祖父,是清末举人,曾任中华书局编辑。
  
  1924年夏,姚篷子的生母因病去世。生母去世的当年,姚篷子到上海谋生,在光华书局当编辑,从此开始了他的文学生涯。他自己创作,也翻译外国文学作品,法国名家果尔蒙的小说《处女的心》就是他翻译的。
  
  大革命时期姚蓬子是个进步知识分子,他结识并深受潘汉年的革命影响,潘汉年把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借给他阅读,1927年底姚篷子在潘汉年介绍下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0年3月2日下午,姚篷子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被选为第一届“左联”执行委员兼党组宣传部长,由于工作关系,他与鲁迅、冯雪峰、潘汉年经常接触。1931年,姚篷子和丁玲一起创办左联重要刊物《北斗》,并在《北斗》发表自己创作的短篇小说。
  
  1932年,姚篷子的第一部中篇小说《浮世画》出版。姚蓬子抱着自己不到一岁的儿子姚文元,带着新著《浮世画》前去鲁迅家。姚篷子请鲁迅题字,鲁迅说:“给你题一首诗吧!”鲁迅用毛笔为姚蓬子写了一首风趣的小诗:
  
  赠篷子
  蓦地飞仙降碧空,
  云车双辆挚灵童,
  可怜篷子非天子,
  逃来逃去吸北风。
  
  1932年秋,潘汉年调姚篷子担任中共特科联络工作。于是集作家、编辑、翻译家一身的姚篷子成为了一名中共地下党机要员。随后,姚篷子以中共特科机要人员的身份来到了天津,由于叛徒出卖,1933年12月,国民党中统特务在天寒地冻的天津城逮捕了姚蓬子,随即他被押往南京。
  
  姚篷子于1934年4月18日写了一份《姚篷子脱离共产党宣言》的声明,登载在当时国民党的《中央日报》上。
  
  1938年3月,姚篷子加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与老舍合编《抗战文艺》三日刊。10月,赴重庆国民政府文化工作委员会任职,与老舍、赵铭彝等人创刊《文坛小报》。重庆期间,姚篷子创办了“作家书屋”,既出书,又卖书。他不断地出版左翼作家们的著作,给作家书屋涂上了一层“革命”的色彩。
  
  抗战胜利后,姚蓬子将作家书屋迁至上海。之后,姚蓬子成为自由职业者,以译著和写作为生。1963年以后,姚蓬子任教于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于1969年病死。这便是姚蓬子跌宕诡奇的人生轨迹。
  
  四、
  
  说完姚蓬子,继续讲姚文元成为“新星”前的插曲。1957年2月16日,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谈到了姚文元的文章。毛泽东说:“我们的同志看事物应该是两点论……最近姚蓬子的儿子姚文元写了一篇文章,我看是不错的……”毛泽东的讲话很快传到了上海市委那边。一时姚文元引起了大家的注意,成了上海文艺理论界一颗耀眼“新星”。当时,中央正在筹备召开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按理说,姚文元是没有资格参加的,但因为有了毛泽东主席的赞扬,中共上海市委另眼相看――姚文元被选为上海代表赴京参加会议。3月10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上海代表团的讲话中,又一次提到姚文元。毛泽东说:“不要怕片面性,任何人都难免有片面性,青年人也有,李希凡有片面性,王蒙也有片面性,但青年作家中,我看姚文元的片面性比较少。”
  
  以前的姚文元尽管是“棍棒”英雄,但在上海的政界和文艺界的名流中,仍然是个无名鼠辈。然而短短的一个来月时间里,毛泽东两次表扬了他,使人们不得不刮目相看了。
  
  由于有了“经验”,由于有了“资本”,姚文元便使出浑身解数,观察风吹草动,捕捉政治灵感。
  
  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震动全国的社论《这是为什么?》,拉开了全国反右派斗争的大帷幕。姚文元凭着灵敏的政治嗅觉,认为大显身手的机会又到了。6月10日,姚文元仔细比对三张报纸后,发现三张报纸对毛泽东的一次讲话排版上的各不相同,据此写出了《录以备考——读报偶感》的千字文章,刊登在《文汇报》上,这篇文章恰好又被毛泽东看到了。
  
  毛泽东在读了姚文元的文章后,颇为赞赏,当即通知《人民日报》予以转载,并亲自写了《文汇报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一文作为“编者按”。之后全国各地报纸相继转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播出了姚文元的这篇“大作”,令全国震动,令上海震惊。于是,姚文元作为一颗文坛“新星”,名噪一时。从此,他官运亨通,一跃成为上海作协党组成员,反右派领导小组成员。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在《文汇报》上又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长篇文章。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出,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全国因此而受株连的人何止成千上万,被迫害至死的又何止成百上千。而姚文元却因此连升三级,从《解放日报》的编委,一跃成为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尔后由江青提名,成为“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姚文元参加文革小组后,便和江青、张春桥结成了“三人帮”,至于后来王洪文加盟而成为“四人帮”,那是一年以后的事。
  
  1969年4月,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姚文元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成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不久又取代陈伯达晋升为全国舆论宣传总管。可惜,世事皆难料,善恶终有时。1976年10月,红得发紫的姚文元沦为了阶下囚;1981年1月被特别法庭判处有期徒刑20年。
  
  20年的时间似乎过得很快。1996年10月6日,姚文元刑满出狱。姚文元是“四人帮”之中,唯一一个活着走出监狱的人。那时王洪文、江青已先后死于狱中,张春桥虽然仍活着,但他是不可能像姚文元那样获释的。张春桥最初判的是死刑缓期二年执行。两年后又改判为无期徒刑。既然是无期徒刑,那也就没有刑满之日。只有姚文元刑满获释。
  
  站在那间蹲了十多年的牢房里,姚文元看了看四周,对着屋子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然后慢慢地脱下身上的囚衣,换上了家里人预先送来的一套簇新的中山装。
  
  五、
  
  姚文元出狱了,当时他已经65岁。遗憾的是,在他出狱前一个月,他的妻子金英病逝了。金英于1996年8月19日去世,安葬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因为谁都没想到这个金英就是姚文元的妻子。金英病逝时,姚文元尚在服刑期间——虽说离他刑满只有一个多月。
  
  姚文元和妻子的感情很好,出狱后,他就立即着手为妻子修墓,其实也是为他自己修建,深爱妻子的姚文元做好了和妻子合葬的准备。2005年12月23日,姚文元病死,按照他的遗嘱,子女把他的骨灰与妻子金英合葬在一起。
  
  姚文元的墓究竟在哪呢?当初一直都是一个秘密。直到姚文元病死四年之后,著名作家叶永烈写了一篇有关姚文元的文章,在文中提及了姚文元与妻子合葬之事,墓穴就在上海青浦区的某个墓园中,姚文元葬身之地的秘密这才被众人知晓。可是有人在墓园中找了个遍,也没找见姚文元的墓和碑,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姚文元与妻子合葬墓中,墓碑上只有他妻子金英的名字。也就是说,姚文元是没有墓碑的,很显然,这是姚文元临终前特意嘱咐子女不给自己立碑的,不然子女不可能不给他立碑,因为没有墓碑,根本看不出来这里还葬着一个人。姚文元似乎生前就对立碑留名算不在乎。不过还有另一种说法,据说是姚文元不想因他而连累子女受到打扰,若果真如此,姚文元确实是用心良苦。
  
  叶永烈在文章中,还提到一首姚文元所填的《蝶恋花》词,其中的“真理真情,不改初衷……”等等词语,着实令人匪夷所思。
  
  如果只是一个没有姚文元名字的合葬墓的话,我可能不会大老远打的的特意跑去看了,正因为有了那首耐人寻味的《蝶恋花》,我才会兴致勃勃跑去看姚文元墓地的一一与其说是看一座墓碑,不如说是面对一阕词,遥想一番写词人当时的心境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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