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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的耳朵

猪在后院圈里嗷嗷直叫。我知道该拔猪草了,提起房檐台上的襻笼出了门。
  一场骤雨刚刚歇住,阳光刺破云缝,将村庄照耀得一片鲜亮。街巷里,泥泞的路面上还摊着一洼洼积水,但街道两边已被人踏出了两道“路”。说是路,其实只是荷叶大的一个个脚窝,时断时续,刚刚放得下一只脚板;人走上去,就像池塘里蹦跳在荷叶上的青蛙。我提着襻笼,就是沿着家门口那条“路”,蹦跳着出了村庄,走到庄外的土壕岸上。
  壕岸上的麦茬地里,玉米苗已抽出三四片淡青色的叶子。在一行行玉米苗间,割麦子时掉落的麦颗早发芽了,麦青绿茸茸,似乎比玉米苗长得还旺盛,在麦青、玉米苗间,长着一簇簇刺芥和打碗花。麦青、刺芥、打碗花,都是猪最爱吃的草。父亲平时用糠来喂猪,舀四五碗糠、少半碗麦麸,再倒入面汤、泔水,搅匀后就是一顿猪食。糠用麦草、玉米秸秆粉碎而成;打糠机就在村庄磨面机房外,一推闸刀,呜呜呜不到半小时就能打四五袋糠。麦草、玉米秸秆村子里遍地都是,可打糠得用电,用电当然要收钱。因此,拔猪草就成了我放学回家后的固定功课。猪草拔回家,用清水淘洗干净,再用菜刀切碎,盛在喂猪的铁盆里,倒些面汤、泔水,端进猪圈,老远就能听见猪头埋在铁盆中,酣畅淋漓的咀嚼吞咽声。
  现在,天刚放晴,玉米地里湿漉漉满是露水,显然不是进地拔猪草的时候。我沿着壕岸上玉米地边那条莎草覆盖的土路,往地上头走。我发现,壕边上长着刺芥和打碗花。我蹲下身,刚拔了一把打碗花,再睁眼向前一望,兴奋得差点叫出了声——壕边的干塄上,在艾草、蒿草间,密密压压满是地软!地软一堆又一堆,软软的,黑沉沉的,在头顶太阳光的照晒下,似乎散发着墨绿色的光,一团团在微微翕动。那天下午,我捡了半襻笼地软。进了村庄,我还没走到家门口,整个村子里的人都知道了壕岸上有地软,一窝蜂向壕岸上拥去。
  那天夜晚,母亲将地软淘洗干净,切丝后,加上油、盐、辣子、调料,烙成地软饼。刚出锅的地软饼香喷喷,咬一口,满嘴油香。那一晚,我一口气吃了五片地软饼,肚子胀鼓鼓的,就连嘴里呵出的气都是香的。
  除了庄外壕岸上,村庄南原的土坡上也有地软。因此,雨过天晴后,在南原坡坎上,时常可以看见提着襻笼拾地软的孩子身影。其实,村庄里地软最多的地方,是村里的苜蓿地。苜蓿,是喂牛喂马必不可少的青料。村庄里的苜蓿地,从春天到初冬一直绿葱葱,至少有七八亩。刚发芽的嫩苜蓿,是人们觊觎的一道下锅菜,因此苜蓿地常年有人看守着。
  村子里看苜蓿的,是我叫“八爷”的老人。八爷黑瘦黑瘦,头发几乎全白了,脸上的皱纹像木匠的凿刀刻出来一样亮清。八爷爱说笑。嘿嘿一笑时,脸上的一道道皱纹里好像都盛满了笑意。八爷爱讲鬼故事。盛夏的夜晚,在麦场上乘凉,八爷一讲起唐王游地狱之类的鬼故事,身边总围满孩子大人。有一晚,我听着听着就睡着了。后来人散后,八爷将我搂在怀里,一声不吱睡在麦场上。母亲在村庄里找寻了大半夜,快要急哭了,八爷才嘿嘿笑着说:“娃在我这睡着呢。”但是,一看起苜蓿来,八爷像是变了个人,黑着脸,提着条鞭杆,站在苜蓿地边,威风凛凛像尊门神。八爷从不许村里的女人们进苜蓿地拾地软。用八爷的话说,“婆娘们身上长着八只手,贼着呢。”但八爷允许村里的娃娃们去苜蓿地拾地软。我们踩着雨后苜蓿地的露水,在刚刚割过的苜蓿茬间找寻着地软。地头上,传来八爷哼唱秦腔声;半晌工夫,我们会拾大半襻笼地软。
  地软如果吃不完,母亲会将地软拣干净,晒在院子里;晒干后,母亲会将它们收拾起来。如果家里来客或者过节做臊子面,地软便成为必不可少的佐菜。故乡的岐山臊子面,讲究煎、稀、汪、酸、辣、香,还讲究红、黄、黑佐菜颜色亮丽,红是胡萝卜,黄是黄花菜、鸡蛋饼,黑是黑木耳。只是,母亲平时舍不得买木耳,只有过年待客吃臊子面时才用木耳,平时用地软。她将干地软用开水泡开,切丝和胡萝卜丁炒熟后,下到汤锅里,地软黑沉沉漂在汤碗上,咬一口,脆香脆香。
  地软是从哪来的?小时候,每逢拾地软,为着地软的来历,我们总会叽叽喳喳争论不休。后来,我知道了,地软属于一种天然生成的藻类植物,春、夏、秋多雨时节,它们便在雨水中快速生长;雨后天晴,被阳光一照晒,便迅速变干,不见了踪影。
  只是,知道这些时,我已离开了故乡,再也没有在壕岸边、坡坎上、苜蓿地里拾过一回地软。
  我曾多次梦见在故乡拾地软的情景。一场新雨之后,大地湿漉漉,清新而洁净,草叶上滚动着一颗颗珍珠似的露珠。在草丛中,静静卧着一团团黑黑的地软,软软的,嫩嫩的,像大地长出的一只只柔嫩的耳朵,正静静地谛听着我从远方走近的脚步声。
  
   构树的果子
  
  整个夏天,我们一直惦念着庄南构树上那些鲜红、诱人的果子。
  构树是常见的树木,一簇簇生长在窑脑上、坡坎下、田地的尽头;一片片绵厚、叶尖开裂的椭圆形叶子,绿森森将枝干严严笼罩着。构树的枝干、叶柄中饱含着乳白色的汁液,是猪、牛、羊喜食的好草料。春夏时节,我们提着襻笼,将构树叶一片片捋下来,提回家,被父母一把把丢给家里的猪、羊,甚至是后院槽头拴着的耕牛。
  春天一到,构树叶刚刚变绿,树枝上便会结着一个个指甲盖大的绿果子。初夏时,村里的女孩子们染指甲,捣碎指甲花,撒上明矾,包扎手指,构树叶是少不了的。因此,傍晚时候,女孩们带着弟弟妹妹,拿根竹竿,很快就勾回一大捧构树枝来。庄南那些构树上的叶子,很明显与窑脑、坡坎上丛生的构树叶不同,绵软、肥厚,更重要的是它们椭圆形的叶子,叶尖极少有开裂的。女孩们一片片摘着树枝上的叶子。很快她们就会发现,构树枝上被村庄里的人称为“构桃”的绿果子,硬硬的,沉甸甸的,一个个已有拇指蛋大。
  五六月,瓜果熟了。中午或者傍晚,总有人用自行车驮着桃或者梨瓜、西瓜走进村庄,在街巷里低一声、高一声沿街叫卖。我们跟在自行车后,望着货架后两个竹筐里红艳艳的桃子或者一只只拳头大的梨瓜,腮帮里咸津津涌满了口水。但苦惯了的大人,将钱看得比命根子还紧;他们看见卖桃卖瓜的,漫不经心望一眼,就忙起手边的事,极少有上前搭讪去买的时候。卖瓜果的人吆喝了半天,最终悻悻地推着自行车出了村庄,在我们落寂的目光里腿一撇跨上自行车,向远处走了。
  庄东的壕岸边,长满了柿子树;一棵棵深褐色的虬曲树干上,麦熟时节,便满树密压压结满了青绿色的柿子。柿子有指蛋大的火晶柿子,有桃核大的帽盔柿子;我们所中意的,就是那些桃核大、挂在树枝上的帽盔柿子。清晨或者一场骤雨后,村庄里总有孩子叽叽喳喳跑到庄东壕岸边,捡拾树上落下的帽盔柿子。夏天的午后,我们守在柿子树下,女孩子在跳房子,男孩子在扇面包。在我们头顶,知了一声声叫着,柿子树巴掌大的绿叶子间,挂着一颗颗青绿色的帽盔柿子。忽然,“吧嗒”一声,柿子落了下来,我们一窝蜂朝着柿子落下的地方跑过去,早有眼尖手快的伙伴,将一颗绿柿子紧紧攥在手中。柿子拾回家,放在窗台下,三四天便会变软,吸一口,一股淡淡的涩臭味里有一丝淡淡的甜味。与帽盔柿子比起来,我们更喜欢吃的,是庄南构树上所结、村庄里人叫“构桃”的红果子。
  记忆中,伏天还未到,构树上的“构桃”已悄悄变红了。最初是三颗五颗,稀稀疏疏点缀在满树青绿色的“构桃”间,站在树下,一眼就可以看见。“构桃”红艳艳、毛茸茸的,像一团燃烧的火苗,显得那么醒目、亮眼。早有人从家里拿来竹竿,踮着脚从树上勾下结着红“构桃”的枝干,然后摘下“构桃”,津津有味吃着。我们眼巴巴地看着,腮帮里再次涌满了咸津津的口水。村子里胆大的孩子,一个个脱了鞋上到高处的树杈上。胆小的在树下仰着头,看见他们摘下一只红“构桃”,然后骑在树杈上,津津有味地吃着。吃完一只“构桃”后,他们双手抓住高处的树枝,身体悬空,双脚在树枝上狠劲一踏,“哗”一声,红红的“构桃”雨点般从树上落下来。
  我们吵闹着、欢叫着,朝着“构桃”落下的地方跑过去,不一会,双手间捧满一只只又红又大的果子。“构桃”早熟了,红毛絮软软的,已呈赭红色,咬一口,甜津津。这是孩子们在村庄里所能吃到的为数不多的果子;即使知道“构桃”吃多了,舌头会火烧火燎地疼,但依旧贪婪地啃咬着、咀嚼着。
  多年后,我查到构树的资料:构树,别名楮桃,为落叶乔木……我想,可能只有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生于乡村的那一批人知道,构树不仅仅是一种乔木,还是当年孩子们心中一种能结出满树鲜红、诱人果子的果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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