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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的归宿


  杜牧结束了十年幕府生涯,开始长达八年的刺史任期。
  这一年他已经四十岁。四十岁的年纪,足以让他雄心勃勃,踌躇满志。他走马上任了,第一任是黄州,当时正逢边疆回鹘大乱,杜牧急于为朝廷出力献策,不断就用兵之事上书。
  他在大厅不断踱步,心情焦灼。闭目思索片刻,手书《雪中书怀》:“臣实有长策,彼可徐鞭笞。如蒙一召议,食肉寝其皮。”
  诗大气磅礴,颇有岳飞《满江红》的气势,而且有浑然天成的雄魄。
  其实,早在二十多岁时,他就说过:“为国家者,兵最为大。”
  十年来,尽管多有坎坷,却一直初衷未改。他一直准备着,他把目光投向远处,投向边境,投向大西北。他四处搜求兵书,苦苦研读。
  他对自己所注的《孙子》十三篇极为看重,直到最后为自己撰写墓志铭的时候,仍然没忘记下此一著作。
  一段时间,杜牧心事重重。他苦于不能亲自上阵,为此专门上书,力陈用兵之策,而且写得十分具体。宰相李德裕不愧为识才之人,他一一采纳了杜牧的策略,最终取胜。
  当年,宰相裴度领兵出阵,曾召韩愈为行军司马,并得到了至关重要的辅助,在韩愈的建议下连连取胜。韩愈在两次平乱中都曾经立下了大功,这让杜牧非常崇拜,而且钦羡不已。
  当他给宰相上书的时候,我们可以相信,他或许想到了诗人韩愈,与大多数儒士不同,杜牧自少年时代至晚年,一直在兵事上投入极大关注力,并且留下了许多著作,可惜的是他一生都没有机会直接参与,可以说是壮志未酬。
  这一年,杜牧入仕不久,他去了江西,进入江西观察使沈传师的幕府,最初做团练巡官。后来杜牧又跟随沈到了宣州,四年半之后因为沈升迁朝官,再入牛僧孺的幕府,去了扬州。
  比起在京城做朝官,他在幕府中的生活一下松弛下来,好像并不繁忙,游宴很多。“十年为幕府吏,每促束于薄书宴游间。”这是他的生活写照。这个时候,他正值入仕初期,期待很高,所以最后仍旧不可能安于这种外放的生活,仍然要心系朝廷。
  大约三十一岁这年,他在扬州写下了那篇著名的大文章《罪言》。《罪言》言词锋锐又真见弊,反映了他相当急切的态度,他深刻的忧虑与牵挂。
  他的一系列治国论兵的宏文,大致都是在外放期间写出来的。他把目光投向了更辽远更开阔之处,想的都是整个国家的事情。如何收复失地,整饬千疮百孔的国土,如何削制藩乱,这些让他用尽了心思。
  他在幕府和刺史任上,文字中用力最大的就是这一类,特别是用兵之策,其胸襟和目光不可谓不高阔不周密。
  的确,他的这些宏论绝非八股之文,而不乏用心缜密的筹谋。它们有的是写给宰相的,有的直接送达有关主持者,无一不是了实用。
  杜牧一生都没有上过战场,却是一个对兵事始终专注的研究者。
  不料,他平定回鹘的韬略,却被执政者认为“斯乃庙堂事,尔微非尔知”。他只能面对漫天大雪发出疾呼:“愤悱欲谁语,忧愠不能持。”
  他在给吏部尚书的文字中这样写道:“三守辟左,七换星霜,拘挛莫伸,抑郁谁诉,每遇时移节换,家运身孤,吊影自伤,向隅独泣。”
  这时候的杜牧已经是几次主政一方的刺史了。在他看来,他应该是处于更加中心的位置才好,应该把持朝政的枢钮,至少是封疆大吏才好。在杜牧来说,人生经过半百,操心却已四十年,国事对他而言,仿佛家事。他愤懑不已,言辞凿凿。
  展读他的一生,他是如此的执着,有屈原那样的虽九死而无悔的坚韧,推搡之后又复为振作,伤厥之后再次集聚。也许是连遭危难的国运带来的巨大的忧患,从另一个方向激发了他,催促了他,让他挣扎和拼争,以至于不顾一切。
  他也有沉湎,甚至于堕落。但他可贵的是,仍然能够从底层翻转一跃,登上高处,注目更高更远的方向。
  他抱有奢望,而且一生未曾泯灭。这是怎样凄厉的动人的呼声。我们从这历史的回声当中,可以听到那么多的隐秘。
  杜牧远离了京城,远离了政治经济中心,他把个人的忧伤与欣悦大多写成了诗。柔软沉迷的诗情偏重于写柔肠,写男女情怀。而他那些游历山水诗的抒发,大多是英爽清澈的,他的七绝,给人以极大的审美享受。他的文章直追韩愈,犀利奇警,理性极强,说服力和器局都为之一变,强壮而直达,有一种当仁不让之慨。语势雄壮,所用言语掷地有声,令人振作。
  他的文章比作他的诗作,好像换了一个人,内容与节奏全然不同。但唯有内在的那一种率性和利落,仍旧是相似的。他后来的这些诗作,与早期又有区别。他在诗章方面推崇杜甫和韩愈,曾经他瞧不上当时流传于市的白居易和元稹的俗直风格,绝不随众就俗。
  杜牧的怀才不遇感很重,这本来在许多官场人士那里是最常见的。我们还难以找到一个为官者,在自己的诗文中大表知遇之后的舒畅,而是相反,是怨与愤、悲与屈。这也正常。
  但在杜牧这里更进一层的,就是急切和委屈。他不是一般的奋斗入仕的中下层儒生,而是生来的豪门弟子。他有一种“家集二百编,上下驰皇王”、“我家公相家,剑佩尝丁当”的豪壮和自信。这是不可选择的一种出身,连带而来的是全部的、多方面的元素和因果。
  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他的性情与文章,还有他的人生道路。他的这一些凄凉的呼号,恰好是在主政一方的刺史之位上的人,但难以想象的是,竟然写出了“吊影自伤,向隅独泣”这样的句子。
  应该说,他十年幕府的生活还是相当惬意的。“十年为幕府吏,每促束于簿书宴游间”,当时的风习与幕府生活环境,更是加重了他的这些嗜好,难免出入一些声色场所。《太平广记》记载中他在牛僧孺手下任推官、掌书记时,几乎夜夜都到十里长街去找歌妓,以至于他即将去京城任职时,牛僧孺为其送行摆下酒宴,特意叮嘱:“我常耽心你风情不节,或有伤身体。”最高的地方长官竟能发出这样的临别赠言,可以看出,他是怎样地关切和爱护他,也可见杜牧是怎样一种生活情状了。
  是的,诗人尚在青春之期,心志与身体全都强盛,沉迷其中也能理解。这时候他写下了为数不少的缠绵之诗,艺术与情致皆有可取,也非常感人。他为那个写“天下独绝”的歌伎张好好,留下了长达五十八行的诗句,并且写在了硬黄纸上,“高一尺一寸五分,长六尺四寸。”
  宋代的刘克庄在《后村诗话》中,以《张好好诗》和《杜秋娘诗并序》为例,认为“牧风情不浅”,李商隐有“刻意伤春复伤别,人间惟有杜司勋。”这也是古今才子之殇,没有办法。有才,多情,沉湎,缠绵,难以挣脱。因为这样一个生命,其才华会在一切方面,而不仅是男女之事上深入地表达。这当然需要强大的理性去控制和节制,但有时候,理性也会抵抗才华的发挥。
  在人们的印象中,唐代仕人在朝做官,离开京都外放是痛苦的。如果出仕不利,才要到地方幕府去谋职,以这种方式作为从政的开端,往往是志不得展的一个过渡期,只要一有机会就会进京做官。这方面不乏先例,最典型的就是韩愈,还有李商隐。
  杜牧最初入仕任弘文馆校书郎、试左武卫兵曹参军。这只是一个从九品上的小官,校刊典籍之类,繁琐而平庸,在杜牧这样才华横溢壮志凌云的青年来看,大概像飞鸟入笼差不多。他迫切需要一个更为广大的天地。就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他苦熬了半年,然后就离开了京城,去了江西观察使沈传师的幕府。这位幕府的主人,与杜牧祖父杜佑关系友善,而且沈传师本人也深得杜佑赏识,当年杜佑还将表甥女嫁于他,可见两家还有远亲的关系。幕府事务之繁忙,生活之刻板清苦,常常在其他人的任职经历中提及,大诗人杜甫为剑南参谋时就屡有抱怨,说道:“信然龟触网,直作鸟窥笼。但在杜牧这里情况与那些人迥然有别,他与杜甫韩愈李商隐这些人还是大不一样。
  正因为有地方最高长官的护怜,所以这段日月并不难过,不过是处理文书,参加宴游等。他最初做府中的团练巡官,京衔为大平理事,从八品下。这时的杜牧刚刚二十六岁,属于大好年华,时间对他来说好像并不紧迫,所以在外省增加一些见识,等待时机,一切似乎还来得及。
  但是出乎预料的是,这种幕府生活前后延续了竟有十年之久,实在是太长了一点。这期间他先后去了几个城市,有时候还要被刺史派往一些地方巡视,见识多,也算自由得意,但仍然有一种不得伸展的委屈感。
  他在幕府中流连穿梭,从江西到安徽,再到扬州,风物皆好。特别是扬州,当时为天下最为开放富裕之地。在这里,刚过三十岁的杜牧与最有名的歌女过从甚密,是十里长街的常客。他跟从的最高长官开始是沈传师,后来是牛僧孺,他们或曾经是杜门通家之好,或为祖父辈的属下或弟子,所以他们对他总是爱护有加。牛僧孺曾担心杜牧夜里到歌伎馆舍之类地方不太安全,总是暗中派人保护。”歌谣千里春长暖,丝管高台月正圆。“杜牧对那些岁月多有描述。这只是一种生活情状、一种心绪,他在这十年间经历得实在太多,张望得实在太多。
  许多时刻,他的目光望向京都,为国事焦虑不已。也就是这个时期,边境屡屡告急,藩镇割据,廷上党争激烈,宦官飞扬跋扈,这无一不是他心中的痛楚。
  他在这段时间里写下了那么多痛彻心扉之文,焦思不已。他从强国方略到用兵之策,常常是如鲠在喉,一吐为快,直取要害,言之切切。
  在入仕之前,甚至是少年时代,杜牧就开始研读兵书,耳濡目染全是国之大事。一直以来,他都几乎无法停止对家国的思考,身在幕府,心系朝廷。他的那篇有名的《罪言》即初入幕府所作,说到太行以北和黄河以东的重要:“王者不得,不可以王,霸者不得,不可以霸。”
  何等的自信,气概夺人。心气之高,志向之大,完全不像一个沉溺在酒色之中的公子哥,而是一个蓄势待发的国之栋梁。
  可见,他的豪志不是一种萎靡的生活所能够覆盖和消磨,他的一种志向和胸襟的蓄养之深厚,非常人可比。
  十年幕府生活蓄积了杜牧的大阅历,开拓了他的大视野,也让他耗尽了青春。在这个期间他留下了大量的豪迈的文字,这些文字在同类的历史文献中都显得光彩夺目。
  十年强弩,欲留字墨,他这一支百步穿杨之箭,能飞多远,对他真是一个严峻的考验。百步穿杨,扬林十里,弦鸣有声,飞鸟四散。当他后来收拾这一片惊惧之势的时候,该发出怎样的感慨?
  他从遥远之地写给宰相书,一再的感叹自己,发出此落的穷困、潦倒的窘迫。这里面显然有十年幕府的深深的磨损,以及焦虑期盼的无尽摧折。
  燕雀未知鸿鹄之志,丝乐管弦之后,是无尽的长夜,属于他自己的黎明还遥遥无期。
  这是一段荒凉的生活。他的内心深处是冷寂的。外在的热烈,还难以融化他最深处的寒冰。
  当他从十里长街独自潜回寓所的时候,最难以煎熬的时光也就开始了。
  杜牧在仕途上一路匆促。他在幕府中耽搁得时间太久,最终还是渴望在朝中任职,也先后有过五次机会,可是每一次似乎都因为各种原因匆来匆去,都没有细细经营的时间。他宦游四方,最怀念之地便是长安故地的朱坡樊川。
  这是他最后的一处人生的驿站,也是连接他少年时代最美好的记忆之地:“故国池塘倚御渠,江城三诏换鱼书。贾生辞赋恨流落,只向长沙住岁余。”他最后一次到朝中任职中书舍人,已是年介五十,这成为他一生中所获得的最高职级,可惜已近生命尾声。
  巧合的是,韩愈也是49岁任中书舍人,白居易则是50岁任中书舍人。这让我们想象,如果杜牧能够活的年龄再大一些,也有可能增加一段顺畅的仕途,可惜,他只在正五品的中书舍人之位上待了一年多一点,就永远离开了这个令他迷惑的世界。
  在这段时光中,回首来路,不胜感慨。第一次入朝任校书郎时刚刚二十六岁,他是在一年间进士得中、吏部制举登科的豪门子弟,可谓春风得意,看上去似乎前程无限。但进入仕途即很快发现,一切远不是那么回事,现实庸常而又残酷,这很快让他清醒起来。
  面对荒淫怪戾的皇帝,横行宫廷的宦官,激烈相搏的党争,这一切交织成一场噩梦。
  他所作的工作不过是校理典籍之类,枯燥无趣,官职低微,仅仅是从九品上。在他这样一个出身名门的贵族世家子弟而言,纵马扬鞭的驰骋还差不多,要这样安顿下来苦熬,一边看着荒诞而残忍的闹剧,那简直是一场最大的折磨。
  杜牧简直受不了了,他走开了。比起任朝官的日子,外放的幕府生活新鲜刺激,也自由得多。因为顶头上司观察使沈传师是杜牧家族世交,这就给了他如鱼得水的环境,虽然远离权力中心,却也另有一番景致。在他这样的年龄,可以一边从容地应付眼前,一边谋划远大的未来。
  初别朝廷是一次大解放,有如飞鸟扑向高阔的天空。他兴奋,甚至手舞足蹈。
  但他的高兴很快就被现实的冰冷浇灭了。直到大和九年,他才第二次入朝,这时候已经是七年之后。这一次得任监察御史,为正八品上,与初次入朝时隔近八年,时间过得太快了。此时的朝中生活不仅没有变得更好,而且更加混浊,阴云密布,正处于一场巨大风暴的前夕。令人震惊的是,宦官集团竟然敢与皇帝斗法,宫廷里充满了浓烈的火药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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