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奇葩高考路

上学的时候,我只参加了中考,没能轮上高考,便开始文革,那个年代,中、高考考场的标语是“一颗红心,两种准备”、“接受党和祖国的选择”等等;动乱结束,恢复高考,标语换成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知识改变命运”云云,自然,话里有话,弦外之音,考生如鱼饮水,冷暖自知。
  恢复高考第二年,我三十岁有余,是郑州某大型国营工厂的工人,改革开放之初,企业如日中天,蒸蒸日上,连河南省副省长的儿子,都安排进我们厂当工人。在郑州大学,我厂和郑大进行篮球友谊赛,球场边,无意中和卫辉老家的一位初中老同学邂逅,他是我们同届同学中的老大哥,家是农村的,这么大年龄了还来“二进宫”上学,我十分诧异。老同学的女儿上小学,儿子才断奶,爱人在乡下不仅带孩子,还要种责任田,日子咋熬呀!后来,读刘震云的小说《塔铺》,描述的是国家恢复高考后,几个农村大龄考生备考的故事,其中王全是两个孩子的爹,为了高考,让自己上小学的孩子退了学,老婆带着一大一小,麦收时节累得焦头烂额,到学校和王全闹,不让考了,但他矢志不渝,因此我理解了老同学。他告诉我说,其父母和岳父母支持他,竭尽力量帮助他们家,老婆苦是苦,但是,等到我大学毕业,苦尽甜来,日子会好的。老同学拉着我的手,动感情地说:“俺是农村户口,改变命运上大学是华山一条路呐!”他眼睛望着天上飘过的白云,充满憧憬和希望。回工厂后,一连几天,夜晚躺在床上,脑海里便会浮现出老同学,遥望蓝天的情景和那震颤人心渴望的眼神。
  一天早晨上班,突然听说,我们车间戴眼镜的技术员调走了。工人送他绰号“眼镜”,文革中,郑州工学院分配到我厂的大学毕业生,爱人是名车工,每天8小时弯腰驼背地站着摇摇,累得苦不堪言。眼镜四处斡旋,希望把爱人调到车间工具房,当保管工,但一直未果。国家干部制度改革,频频换届,干部要求年轻化、知识化,可是大学文凭、党票、年富力强和工作经历兼而有之的人才,凤毛麟角,这样,眼镜进入了组织部门的视野,“闪婚”式的,一纸任命他为中牟县工业局局长,他带着老婆到中牟走马上任。县政府轻而易举就把他老婆安排到办公室当了公务员,悠哉闲差。知识改变命运,学历改变命运,这是我亲眼目睹的真真实实一幕。卫辉老同学尚在郑大学习,头悬梁、锥刺股,命运的改变还在路上。
  我人生有两个爱好,一是篮球,二是写作。我打篮球的年代,城市文化生活贫乏,唯篮球赛热烈风光,企事单位学校部队都有代表队,似乎那时候知名度就在篮球赛的角逐中。业余,我有篮球场上的愉悦,上班,我有旱涝保收的工资,生活和人生再无奢望。1981年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招收首届本科生,国家承认学历,和我同厂的文友张家瑞,动员我和他一起报考,那时候,我在郑州的报刊上发表了几篇“豆腐块”的文章,正忘乎所以,想入非非,春风得意,于是欣然同意,希望更上一层楼。那小子,考电大拼了,请了一个月事假,钻在家里备考,当时正值全市劳动杯工人篮球赛,热火朝天比赛中,我和队友南征北战,不亦乐乎,哪有心去借读那些卷毛脏书备考?一天,我去张家瑞家,想借夲资料看看,临阵磨枪。但见桌子上横七竖八的厚书,划满红蓝道道,他一脸憔悴,清凉油气熏得人窒息。看到高考是这样的,我宁愿放弃。走进郑州四中考场,教学楼上悬挂着标语:“知识改变命运”,我就后悔了。因为,我不需要改变命运,我有悠然自得的工作,丰富多彩的生活,无忧无虑,那么,何必来高考“人生一搏”呢?当试卷发给我后,毅然决定弃考,“回头是岸”。但我不想成为张铁生第二,我鄙夷“白卷英雄”,痛苦一番之后,我在试卷上写下:尊敬的老师,不麻烦阅卷。我水平太差,今后努力提高。某某愧上。然后试卷一推,佯做潇洒出了考场。警戒线外送考的人们,见我10几分钟从里面出来,惊讶地围拢住我,纷纷问:“怎么了?”“题难不难?”……我无地自容,拨开众人,大步流星朝对面公交车站而去。
  4年后张家瑞电大文科班毕业,工厂辞职,应聘到了北京《中国建设报》任记者,过去他是我们车间黑板报的“主编”,凭着知识、文凭改变的命运,凭着不懈的追求,逐渐蝶变成了京城一位小有名气的记者,1990年亚运会在北京举办,他采访亚运村建设,凭着建设报记者的优势,采写的通讯、特写、报告文学多篇文章在国家级报刊获奖,其中《托起亚洲第一村的人们》获得人民日报“金马奖”征文二等奖。抱着“金马”回郑州,与我们几个工厂文友相见,颇有衣锦还乡的气势。后来,企业拍摄宣传广告电视片,通过他联系上了中央电视台的著名播音员李瑞英,国嘴为我们企业播音,让企业的宣传片身价倍增。关于张家瑞电大自学成才的事迹,我采写了《执著的攀登者》通讯,发表在河南青年报上(1990.12.15三版)。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是文凭炙手可热的时期,但恢复的高考,全日制大学门槛高,只能望而却步,而函大、电大、刊大、远程教育多如牛毛,招生广告漫天飞,因此许多人希望通过自学取得文凭。这时候,我已从车间调到工会“以工代干”,专职负责篮球队和职工体育,领导说,我如果想转成工会干部,必须有文凭。于是,我开始自学函大法律专科,但那些哲学名词,科学辩证法,唯物史观,刑讼民诉税率法,搅和得我整天头混脑胀。公司人力、人才资源处处长,是我的球友,管干部管员工,可谓权势一身,冠冕堂皇。坚持每天早晨锻炼身体,但上班时间一到,无论如何兴致勃勃,必须戛然而止,匆匆上班去。他看我带着队员们,依然打得精彩纷呈如醉如痴,还是兢兢业业本职工作,就嫉妒不止。他不仅一次对我说,老杨,我这个处长和你换换岗,咋样?我认为,他在“花搅人(方言,嘲弄人)”。处长竟然说了粗话:我说假话我是孬孙!看来所言无欺。此后,我思忖拿文凭转干部这事,我现在的身份虽然是工人,但挺满足,管干部的处长就要和我换么。知足者常乐,算了,40岁的人了,费那脑筋拿文凭当干部图啥呢?三更灯火五更鸡的读书,活受罪。知识改变命运,让想改现状的人去奋斗吧!我刚刚发轫的函大大学路,就此半途而废。
  1986年全国首届大学生篮球赛,将在青岛举办,这是各大学扩大知名度的极好机会,但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几个月培养出高水平的队员来,却是天方夜谭。当年国家体育改革,郑州市的专业女子篮球队归属我厂管理,郑州大学和我们协商,给球队办个手续,尽数加入郑大学籍,代表郑大参赛。队员们嫌本科4年时间太长,急功近利,选择了图书管理大专,只需2年;我爱好文学,选择了新闻本科4年。协议规定,我们必须学完期满,才能颁发正式的毕业证。我下定决心,要把这个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吃下去。可是学了半月余,便感觉家里事令我心神不宁。那时,我的大孩子上初中,面临中考,二孩子上小学,需要接送,我老婆一个人上下班、做饭,监管孩子学习,叫苦不迭,在郑大教室听课,我魂不守舍,思前想后,鱼我所欲也,熊掌我也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我一跺脚,忍痛割爱了,我的大学昙花一现,成了黄粱一枕。
  不过,心里平衡的是,几年后,国有企业效益急转直下,女队员们凭着郑大钢印的文凭,要求评定职称,却被一口拒绝。理由是特招生企业不予承认,我替她们据理力争,质问:郑大的文凭是不是真的?是否国家承认?领导缄口不语,事后交底说,她们评了职称就要调整工资,现在企业举步维艰,捉襟见肘,哪有钱呐!
  说真的,我如果郑大苦熬4年,和她们岂不是殊途同归?万幸,那次我对郑大的挥手而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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