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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江和吴用

宋江和吴用,一个带头人,一个军师,按照《水浒传》的排名,一个第一位,一个第三位,应该说都是极其重要的人物。按道理,写的是他们这个团队,而这个团队是作者所肯定的,并且这两个人物尤其是宋江,花费的笔墨也比较多,那么对他们的表现就算不能说非常出色,那也至少能达到平均水平。但这两人在《水浒传》中表现出来的却和他们的地位不符,特别是宋江,从我们现在的角度来看,几乎看不出有什么特异的地方来。从这个方面来说,作者对他们的刻画是失败的。金圣叹其实也看出了这点,只不过由于时代原因,他是把书中的宋江当成“真实的存在”,认为书中表现的一切都是现实中曾经在现实中发生过的,作者写出来就是为了教育别人而特意设计的。“文章千古事”,他是发自内心在相信。这样他就用他所属的明清文人最擅长的道德评判给出了他的看法。他说:“《水浒传》有大段正经处,只是把宋江深恶痛绝,使人见之,真有犬彘不食之恨。从来人却是不晓得。”他说别人“不晓得”的地方,从他的点评中,可以看出,就是文本中宋江本身表现出的矛盾处。只不过他觉得那些都是作者的“曲笔”,要是不经他的点拨,别人看过也就看过了,是不能理解作者深意的。这种自负当然也可以理解,毕竟他点评过“六才子书”,并且得到了书商们的极力追捧。由于他觉得自己洞悉了《水浒传》作者对宋江“深恶痛绝”的秘密,因此他就又从书中读出了作者特别推崇李逵。用他的话说就是:“只如写李逵,岂不段段都是妙绝文字,却不知正为段段都在宋江事后,故便妙不可言。盖作者只是痛恨宋江奸诈,故处处紧接出一段李逵朴诚来,做个形击。其意思自在显宋江之恶,却不料反成李逵之妙也。此譬如刺枪,本要杀人,反使出一身家数。”这种看法就如同戴了有色眼镜看外界,或许世界因加进了那种颜色而变得美丽了,但却也彻底失去了原本的样子。当然陶醉在其中的他并不知这种情况,而是更加起劲地从《水浒传》中“看出”了作者“有意地”用吴用来和宋江做对比。
  比如他说:“吴用定然是上上人物,他奸猾便与宋江一般,只是比宋江,却心地端正。”他这里的“上上”之类的,是他对《水浒》中人物给出的自己的评判。而这种评判不是作者对人物描写是否好为标准,而是用“心地”是否“端正”,也就是用他那老掉牙的道德观念做出的评判。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应该是关胜,他的评价也是“上上”,而实际上,关胜在《水浒传》中只是作为一个概念的存在,不要说和林冲、鲁智深、武松们比了,就算是时迁,写得都比他好许多。而文学作品,却用其中人物是不是好人来评价他们,这是文学批评吗?这是小孩子听父母讲故事的心态啊。
  “宋江是纯用术数去笼络人,吴用便明明白白驱策群力,有军师之体”。这应该是指他们用人方面,按他的意思,宋江是用手段,能骗的时候就骗;有好处的时候就用自己亲近的人,危险的地方就用其他人。而吴用用人的时候却是根据各人的特点。这其实最能体现金圣叹的偏见,《水浒传》本身的文本是不支持他这说法的。
  “吴用与宋江差处,只是吴用却肯明白说自家是智多星;宋江定要说自家志诚质朴。”吴用说自己是智多星,文本中出现过;可宋江说“自家志诚质朴”,在文本中其实是找不到的。这样的评价,评价的就不是小说人物,而是自己的幻象了。
  “宋江只道自家笼罩吴用,吴用却又实实笼罩宋江。两个人心里各各自知,外面又各各只做不知,写得真是好看煞人。”这纯粹就是金圣叹的想法,或许都不是想法,只是他觉得这么写,读起来很好听,所以就这么写了。
  通过对这些评价分析,可以看出,金圣叹的评价没有说出任何有价值的内容,等于什么都没评价。但你要是迷信古人,听信一些没头脑的货色告诉你什么金圣叹如何如何有学问之类的鬼话,那你估计会被他带进泥塘。
  下面我们还是根据《水浒传》文本,来看看作者是如何对这两个人物进行刻画的。
  宋江是在生辰纲案查出眉目时出场的。当时的他稳住了何清,急忙跑出城,给晁盖送了信。这是在表现他的义气,当然仅仅是“江湖义气”,因为他和晁盖从小就是朋友,即便这个朋友犯了自己职责要处理的事,也要网开一面。这当然牵扯到“公众大义”和“江湖义气”之间的取舍,根据作者的叙述,我们可以说当时这两者是一致的,所以宋江的行为值得称道。由于这件事,晁盖七人觉得他是恩人。他再出场时,是晁盖七人想报答他,派刘唐去找他的。这样就有了他杀死阎婆惜,逃到柴进庄院的事。在柴进庄院和武松相识,武松早知他的大名,这本身其实是有问题的。一个靠在衙门做押司谋生的人,却闻名江湖,现实中的可能性应该是很低的。但在这里以及后面章节中,宋江碰到其他好汉时,他那一大串的叫法就是他的万能法宝,是他结识江湖朋友或者脱离被困局面的关键。我想这个情节的设定应该是说书人倒果为因了。他们把历史上宋江的大名提前到了他还没有真正成为“宋江”之前,也就是用他死了以后的名,说他生命早期的事。换句话说,在说书人说书时,尽管宋江在他们的嘴里才出世,可他已经是那个曾经纵横过好几省的宋江了。而这种情况,在我们的古典小说中非常普遍。像关羽,在《三国演义》中就直接称呼他“关公”什么的,而实际上他得到这个独特的称呼,甚至都不是他刚死后,而是在他死后将近一千年时。当然,叫法不过是表面的东西,可就是这表面的东西,也在告诉我们,我们传统文化,只要是在不熟悉的情况下,常常会把人脸谱化,也就是一个人是怎么的人就一直是那样的人。
  宋江在柴进家呆了一段时间后,他在孔太公家再次碰到武松。和武松分别后,他去投奔花荣,被清风寨的强人所掠。就在要把他开膛刨心时,他叹息中说出了自己的名字,结果当然是他这大名,救了他的命,还让他成了座上宾。言谈中知道王英正在调戏一个妇人,而那妇人居然是花荣同事的老婆,他还利用自己的名声救了她。他和花荣的交情,想起来也奇怪。花荣据说是世家子弟,而他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押司,可花荣居然那么礼遇他。原因就不能单纯从倒果为因来解释。说实话,这些地方给我的感觉就是有点超现实。
  在清风寨游玩,他被自己救下的刘知寨的老婆认出,宣称他就是山寨的强人。这逻辑有些不太好理解,想想一个女人,被人从一个她十分讨厌的境遇里救出。只要她有些许的廉耻,是不会这样对待这个救她的人吧?除非她很享受那种境遇,却被这人搞砸了。但文本却不这么叙述。我们这里只能说作者大概是想表现恩将仇报,就硬让这一切发生了。宋江被抓,花荣抢人,抢回后宋江急忙离开,却被早已想到的刘知寨设伏再次抓住。黄信设计抓了花荣,清风寨好汉劫囚车,一系列故事的发生,倒是符合逻辑,也热闹。众人上梁山,宋江在快到梁山前,接到了家里的讯息,父亲病故。他急忙回家奔丧,结果被邻居认出。他知道了父亲其实没病,但也因此而被抓。他被发配江州。路过梁山,被救上山。但他坚持要去服劳役的地方。于是一次次的遇险,一次次的化险为夷。到了江州,他认识了戴宗、李逵、张顺。无聊时,一个人在酒楼喝酒,喝得兴起,填了一首词:
  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恰如猛虎卧荒邱,潜伏爪牙忍受。不幸刺文双颊,那堪配在江州!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
  关于这首词,金圣叹在点评时已经在奇怪,他说:“写宋江心事,令人不可解。既不知其冤他为谁,又不知其何故乃在浔阳江上也。”我奇怪的是,他既然都觉得“不可解”了,为什么不像潘金莲、潘巧云故事那样乘机修改一通呢?看看后文,应该是他不加修改的原因吧?这里的诗词是后面故事发展的关键,修改了它,后面的故事改动会很大。但说实话,金圣叹本身是没有这样的创造能力的。不过,这首词确实有些莫名其妙,从前面宋江的经历根本看不出他有什么冤仇要报?就算真有什么冤仇要报,也不应该在浔阳这个他才来的地方啊。但作者似乎还没玩够,又让宋江写了一首诗:
  心在山东身在吴,飘蓬江海漫嗟吁。
  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
  这首诗还算正常。压抑久了,谁都会发泄一下,说大话当然是发泄的一种方式。但按照前面作者给宋江的人设,他不应该会写出最后一句来。他这么写了,金圣叹就认为是作者的深意,是他在这里表明宋江平日里的“虚伪”。比如就这里,金圣叹的评语就有什么“写宋江醉中亦如此,真是久假成性”、“宋江权术人,何至有漏特补一笔,甚妙”等等。
  宋江这里的诗词,应该说是作者为了故事发展而编造的。但这个“编造”,超过了他设定的宋江的人设,所以整体上并不成功。它们在作者构想中的唯一目的就是被推定为“反诗”。果然,黄文炳就看到了这些诗词,当然他也认出了是反诗。于是开始追寻宋江,戴宗知道原因后通风报信,出主意让宋江假装疯癫。宋江表演的不能不说漂亮,但还是被黄文炳识破,没能成功,被问成死罪。戴宗路过梁山(实际上是没有这个可能的,江州,按书中的描写,应该是现在的九江,到开封是不可能经过梁山的),被劫到山上。梁山好汉设计救宋江,结果弄巧成拙。吴用明白出漏洞后,派头领到江州劫法场,救出了宋江、戴宗,也乘势收集了一大批江湖好汉。宋江这才死心塌地上了梁山,并回家接回了父亲。但在接的过程中,遇到危险,亏了九天玄女和梁山好汉,宋江才再次脱险。
  正式成为二把手的宋江,负责各处征战,三打祝家庄,收服呼延灼、关胜等,其实写的都不好。除了他每次碰到好汉就下跪外,看不出宋江到底有什么本事。而在现实中,要让那些英雄好汉们看得起,下跪其实是没有正面作用的。但为什么说书人却这么说呢?我想这其实和说书人或者改写者本身的经历有关。这些人有一定的艺术天赋,但却没有系统的教育,也没有在社会上出头露面过。他们生活在底层,根本就没有碰到过真正成功的人。他们只知道人才是成功的前提,而领导们要能利用人才就要尊重他们。而他们简单的生活经历只能告诉他们,对人的最高尊重就是下跪磕头。宋江是他们认为相对成功的一个人,他能统领一百多个好汉,而那一百多人也认他做头领。在这些说书人的观念里只能是宋江很尊重这些好汉。这样用他们的理解来表达就是宋江在见到他们时能自认低下,跪下磕头从而赢得他们的感激,听命于他。这就好像现在好多写手们,喜欢写富人,写各种屌丝逆袭,但他们本身不富裕,没有富人的经验。因此他们按自身的经验写富人,觉得富人都是存折上有多少存款之类的人。这在时常缺钱还没有富过的读者,当然觉得没问题;要是富过的人就会觉得这些写法是那么可笑。《红楼梦》里贾母评论当时流行的才子佳人故事的说法,也是这个原因。可这种现象几乎是评书(话本)或者根据话本改编的小说的通病。比如《三国演义》中的刘备,作者当然是极力肯定的,可他却被表现成了现在我们认为的窝囊废。《说唐》系列中的李世民、《杨家将》系列中的宋仁宗、《岳飞》系列中的宋高宗等等,当然也都逃不过这种宿命。而事实上,就拿刘备来说吧,只要是稍微明白一点事理的人就会知道,他要是真那么窝囊,不要说三分国家据其一,就是一口饱饭他都不可能吃上。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吴用身上。说书人想要表现一个足智多谋的人,可是他们没碰到过这样的人,于是他们就“假造”这么一个人出来。这种“假造”当然不可能有什么好的结果。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吴用为了引卢俊义上山,到卢俊义家去的那段。算命部分就算了,那首藏头诗实在太拙劣。原本是:芦花丛里一扁舟,俊杰俄从此地游;义士若能知此理,反躬逃难可无忧。金圣叹改成:卢花滩上有扁舟,俊杰黄昏独自游。义到尽头原是命,反躬逃难必无忧。金圣叹应该是觉得这么改更有“文气”,但从诗的角度来说,他改定的和原作只能算是半斤八两。可就这么简单的藏头诗,卢俊义看不出来,可以说当事者迷。百伶百俐的燕青居然看不出来,那就是作者的问题了。而这种错误却是所有“编造者”都避免不掉的。一般来说,要编造一个足智多谋的人,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把其余的当事人都变成傻瓜(像这里的藏头诗),一种就是把主人公说成是什么事都能提前知道的神仙(像《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而这两种情况,前者要是被说成是“不及”,那后者就可以被说成是“过”。“过犹不及”,结果是一样的,都让人感觉不真实。而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尽管都是故事,人物事件都是编造的,但要是让读的人感觉不真实,那就是失败。
  民间有句俗话,少不看《水浒》,老不看《三国》,有各种解释。我的解释是,《三国》塑造人物太过,年轻时看,觉得过瘾。但有了一定生活经历后,一看就觉得“假”。而《水浒》,尽管也有许多叙述不好的地方,但它精彩的地方,特别是前面几十回的内容,年轻时是看不出好处来的。只有在生活阅历达到一定程度后,才能读懂它们。所以在我看来,“老不看”是不耐看,“少不看”却是看了也白看,因为看不懂。宋江和吴用,一个带头人,一个军师,按照《水浒传》的排名,一个第一位,一个第三位,应该说都是极其重要的人物。按道理,写的是他们这个团队,而这个团队是作者所肯定的,并且这两个人物尤其是宋江,花费的笔墨也比较多,那么对他们的表现就算不能说非常出色,那也至少能达到平均水平。但这两人在《水浒传》中表现出来的却和他们的地位不符,特别是宋江,从我们现在的角度来看,几乎看不出有什么特异的地方来。从这个方面来说,作者对他们的刻画是失败的。金圣叹其实也看出了这点,只不过由于时代原因,他是把书中的宋江当成“真实的存在”,认为书中表现的一切都是现实中曾经在现实中发生过的,作者写出来就是为了教育别人而特意设计的。“文章千古事”,他是发自内心在相信。这样他就用他所属的明清文人最擅长的道德评判给出了他的看法。他说:“《水浒传》有大段正经处,只是把宋江深恶痛绝,使人见之,真有犬彘不食之恨。从来人却是不晓得。”他说别人“不晓得”的地方,从他的点评中,可以看出,就是文本中宋江本身表现出的矛盾处。只不过他觉得那些都是作者的“曲笔”,要是不经他的点拨,别人看过也就看过了,是不能理解作者深意的。这种自负当然也可以理解,毕竟他点评过“六才子书”,并且得到了书商们的极力追捧。由于他觉得自己洞悉了《水浒传》作者对宋江“深恶痛绝”的秘密,因此他就又从书中读出了作者特别推崇李逵。用他的话说就是:“只如写李逵,岂不段段都是妙绝文字,却不知正为段段都在宋江事后,故便妙不可言。盖作者只是痛恨宋江奸诈,故处处紧接出一段李逵朴诚来,做个形击。其意思自在显宋江之恶,却不料反成李逵之妙也。此譬如刺枪,本要杀人,反使出一身家数。”这种看法就如同戴了有色眼镜看外界,或许世界因加进了那种颜色而变得美丽了,但却也彻底失去了原本的样子。当然陶醉在其中的他并不知这种情况,而是更加起劲地从《水浒传》中“看出”了作者“有意地”用吴用来和宋江做对比。
  比如他说:“吴用定然是上上人物,他奸猾便与宋江一般,只是比宋江,却心地端正。”他这里的“上上”之类的,是他对《水浒》中人物给出的自己的评判。而这种评判不是作者对人物描写是否好为标准,而是用“心地”是否“端正”,也就是用他那老掉牙的道德观念做出的评判。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应该是关胜,他的评价也是“上上”,而实际上,关胜在《水浒传》中只是作为一个概念的存在,不要说和林冲、鲁智深、武松们比了,就算是时迁,写得都比他好许多。而文学作品,却用其中人物是不是好人来评价他们,这是文学批评吗?这是小孩子听父母讲故事的心态啊。
  “宋江是纯用术数去笼络人,吴用便明明白白驱策群力,有军师之体”。这应该是指他们用人方面,按他的意思,宋江是用手段,能骗的时候就骗;有好处的时候就用自己亲近的人,危险的地方就用其他人。而吴用用人的时候却是根据各人的特点。这其实最能体现金圣叹的偏见,《水浒传》本身的文本是不支持他这说法的。
  “吴用与宋江差处,只是吴用却肯明白说自家是智多星;宋江定要说自家志诚质朴。”吴用说自己是智多星,文本中出现过;可宋江说“自家志诚质朴”,在文本中其实是找不到的。这样的评价,评价的就不是小说人物,而是自己的幻象了。
  “宋江只道自家笼罩吴用,吴用却又实实笼罩宋江。两个人心里各各自知,外面又各各只做不知,写得真是好看煞人。”这纯粹就是金圣叹的想法,或许都不是想法,只是他觉得这么写,读起来很好听,所以就这么写了。
  通过对这些评价分析,可以看出,金圣叹的评价没有说出任何有价值的内容,等于什么都没评价。但你要是迷信古人,听信一些没头脑的货色告诉你什么金圣叹如何如何有学问之类的鬼话,那你估计会被他带进泥塘。
  下面我们还是根据《水浒传》文本,来看看作者是如何对这两个人物进行刻画的。
  宋江是在生辰纲案查出眉目时出场的。当时的他稳住了何清,急忙跑出城,给晁盖送了信。这是在表现他的义气,当然仅仅是“江湖义气”,因为他和晁盖从小就是朋友,即便这个朋友犯了自己职责要处理的事,也要网开一面。这当然牵扯到“公众大义”和“江湖义气”之间的取舍,根据作者的叙述,我们可以说当时这两者是一致的,所以宋江的行为值得称道。由于这件事,晁盖七人觉得他是恩人。他再出场时,是晁盖七人想报答他,派刘唐去找他的。这样就有了他杀死阎婆惜,逃到柴进庄院的事。在柴进庄院和武松相识,武松早知他的大名,这本身其实是有问题的。一个靠在衙门做押司谋生的人,却闻名江湖,现实中的可能性应该是很低的。但在这里以及后面章节中,宋江碰到其他好汉时,他那一大串的叫法就是他的万能法宝,是他结识江湖朋友或者脱离被困局面的关键。我想这个情节的设定应该是说书人倒果为因了。他们把历史上宋江的大名提前到了他还没有真正成为“宋江”之前,也就是用他死了以后的名,说他生命早期的事。换句话说,在说书人说书时,尽管宋江在他们的嘴里才出世,可他已经是那个曾经纵横过好几省的宋江了。而这种情况,在我们的古典小说中非常普遍。像关羽,在《三国演义》中就直接称呼他“关公”什么的,而实际上他得到这个独特的称呼,甚至都不是他刚死后,而是在他死后将近一千年时。当然,叫法不过是表面的东西,可就是这表面的东西,也在告诉我们,我们传统文化,只要是在不熟悉的情况下,常常会把人脸谱化,也就是一个人是怎么的人就一直是那样的人。
  宋江在柴进家呆了一段时间后,他在孔太公家再次碰到武松。和武松分别后,他去投奔花荣,被清风寨的强人所掠。就在要把他开膛刨心时,他叹息中说出了自己的名字,结果当然是他这大名,救了他的命,还让他成了座上宾。言谈中知道王英正在调戏一个妇人,而那妇人居然是花荣同事的老婆,他还利用自己的名声救了她。他和花荣的交情,想起来也奇怪。花荣据说是世家子弟,而他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押司,可花荣居然那么礼遇他。原因就不能单纯从倒果为因来解释。说实话,这些地方给我的感觉就是有点超现实。
  在清风寨游玩,他被自己救下的刘知寨的老婆认出,宣称他就是山寨的强人。这逻辑有些不太好理解,想想一个女人,被人从一个她十分讨厌的境遇里救出。只要她有些许的廉耻,是不会这样对待这个救她的人吧?除非她很享受那种境遇,却被这人搞砸了。但文本却不这么叙述。我们这里只能说作者大概是想表现恩将仇报,就硬让这一切发生了。宋江被抓,花荣抢人,抢回后宋江急忙离开,却被早已想到的刘知寨设伏再次抓住。黄信设计抓了花荣,清风寨好汉劫囚车,一系列故事的发生,倒是符合逻辑,也热闹。众人上梁山,宋江在快到梁山前,接到了家里的讯息,父亲病故。他急忙回家奔丧,结果被邻居认出。他知道了父亲其实没病,但也因此而被抓。他被发配江州。路过梁山,被救上山。但他坚持要去服劳役的地方。于是一次次的遇险,一次次的化险为夷。到了江州,他认识了戴宗、李逵、张顺。无聊时,一个人在酒楼喝酒,喝得兴起,填了一首词:
  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恰如猛虎卧荒邱,潜伏爪牙忍受。不幸刺文双颊,那堪配在江州!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
  关于这首词,金圣叹在点评时已经在奇怪,他说:“写宋江心事,令人不可解。既不知其冤他为谁,又不知其何故乃在浔阳江上也。”我奇怪的是,他既然都觉得“不可解”了,为什么不像潘金莲、潘巧云故事那样乘机修改一通呢?看看后文,应该是他不加修改的原因吧?这里的诗词是后面故事发展的关键,修改了它,后面的故事改动会很大。但说实话,金圣叹本身是没有这样的创造能力的。不过,这首词确实有些莫名其妙,从前面宋江的经历根本看不出他有什么冤仇要报?就算真有什么冤仇要报,也不应该在浔阳这个他才来的地方啊。但作者似乎还没玩够,又让宋江写了一首诗:
  心在山东身在吴,飘蓬江海漫嗟吁。
  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
  这首诗还算正常。压抑久了,谁都会发泄一下,说大话当然是发泄的一种方式。但按照前面作者给宋江的人设,他不应该会写出最后一句来。他这么写了,金圣叹就认为是作者的深意,是他在这里表明宋江平日里的“虚伪”。比如就这里,金圣叹的评语就有什么“写宋江醉中亦如此,真是久假成性”、“宋江权术人,何至有漏特补一笔,甚妙”等等。
  宋江这里的诗词,应该说是作者为了故事发展而编造的。但这个“编造”,超过了他设定的宋江的人设,所以整体上并不成功。它们在作者构想中的唯一目的就是被推定为“反诗”。果然,黄文炳就看到了这些诗词,当然他也认出了是反诗。于是开始追寻宋江,戴宗知道原因后通风报信,出主意让宋江假装疯癫。宋江表演的不能不说漂亮,但还是被黄文炳识破,没能成功,被问成死罪。戴宗路过梁山(实际上是没有这个可能的,江州,按书中的描写,应该是现在的九江,到开封是不可能经过梁山的),被劫到山上。梁山好汉设计救宋江,结果弄巧成拙。吴用明白出漏洞后,派头领到江州劫法场,救出了宋江、戴宗,也乘势收集了一大批江湖好汉。宋江这才死心塌地上了梁山,并回家接回了父亲。但在接的过程中,遇到危险,亏了九天玄女和梁山好汉,宋江才再次脱险。
  正式成为二把手的宋江,负责各处征战,三打祝家庄,收服呼延灼、关胜等,其实写的都不好。除了他每次碰到好汉就下跪外,看不出宋江到底有什么本事。而在现实中,要让那些英雄好汉们看得起,下跪其实是没有正面作用的。但为什么说书人却这么说呢?我想这其实和说书人或者改写者本身的经历有关。这些人有一定的艺术天赋,但却没有系统的教育,也没有在社会上出头露面过。他们生活在底层,根本就没有碰到过真正成功的人。他们只知道人才是成功的前提,而领导们要能利用人才就要尊重他们。而他们简单的生活经历只能告诉他们,对人的最高尊重就是下跪磕头。宋江是他们认为相对成功的一个人,他能统领一百多个好汉,而那一百多人也认他做头领。在这些说书人的观念里只能是宋江很尊重这些好汉。这样用他们的理解来表达就是宋江在见到他们时能自认低下,跪下磕头从而赢得他们的感激,听命于他。这就好像现在好多写手们,喜欢写富人,写各种屌丝逆袭,但他们本身不富裕,没有富人的经验。因此他们按自身的经验写富人,觉得富人都是存折上有多少存款之类的人。这在时常缺钱还没有富过的读者,当然觉得没问题;要是富过的人就会觉得这些写法是那么可笑。《红楼梦》里贾母评论当时流行的才子佳人故事的说法,也是这个原因。可这种现象几乎是评书(话本)或者根据话本改编的小说的通病。比如《三国演义》中的刘备,作者当然是极力肯定的,可他却被表现成了现在我们认为的窝囊废。《说唐》系列中的李世民、《杨家将》系列中的宋仁宗、《岳飞》系列中的宋高宗等等,当然也都逃不过这种宿命。而事实上,就拿刘备来说吧,只要是稍微明白一点事理的人就会知道,他要是真那么窝囊,不要说三分国家据其一,就是一口饱饭他都不可能吃上。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吴用身上。说书人想要表现一个足智多谋的人,可是他们没碰到过这样的人,于是他们就“假造”这么一个人出来。这种“假造”当然不可能有什么好的结果。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吴用为了引卢俊义上山,到卢俊义家去的那段。算命部分就算了,那首藏头诗实在太拙劣。原本是:芦花丛里一扁舟,俊杰俄从此地游;义士若能知此理,反躬逃难可无忧。金圣叹改成:卢花滩上有扁舟,俊杰黄昏独自游。义到尽头原是命,反躬逃难必无忧。金圣叹应该是觉得这么改更有“文气”,但从诗的角度来说,他改定的和原作只能算是半斤八两。可就这么简单的藏头诗,卢俊义看不出来,可以说当事者迷。百伶百俐的燕青居然看不出来,那就是作者的问题了。而这种错误却是所有“编造者”都避免不掉的。一般来说,要编造一个足智多谋的人,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把其余的当事人都变成傻瓜(像这里的藏头诗),一种就是把主人公说成是什么事都能提前知道的神仙(像《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而这两种情况,前者要是被说成是“不及”,那后者就可以被说成是“过”。“过犹不及”,结果是一样的,都让人感觉不真实。而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尽管都是故事,人物事件都是编造的,但要是让读的人感觉不真实,那就是失败。
  民间有句俗话,少不看《水浒》,老不看《三国》,有各种解释。我的解释是,《三国》塑造人物太过,年轻时看,觉得过瘾。但有了一定生活经历后,一看就觉得“假”。而《水浒》,尽管也有许多叙述不好的地方,但它精彩的地方,特别是前面几十回的内容,年轻时是看不出好处来的。只有在生活阅历达到一定程度后,才能读懂它们。所以在我看来,“老不看”是不耐看,“少不看”却是看了也白看,因为看不懂。宋江和吴用,一个带头人,一个军师,按照《水浒传》的排名,一个第一位,一个第三位,应该说都是极其重要的人物。按道理,写的是他们这个团队,而这个团队是作者所肯定的,并且这两个人物尤其是宋江,花费的笔墨也比较多,那么对他们的表现就算不能说非常出色,那也至少能达到平均水平。但这两人在《水浒传》中表现出来的却和他们的地位不符,特别是宋江,从我们现在的角度来看,几乎看不出有什么特异的地方来。从这个方面来说,作者对他们的刻画是失败的。金圣叹其实也看出了这点,只不过由于时代原因,他是把书中的宋江当成“真实的存在”,认为书中表现的一切都是现实中曾经在现实中发生过的,作者写出来就是为了教育别人而特意设计的。“文章千古事”,他是发自内心在相信。这样他就用他所属的明清文人最擅长的道德评判给出了他的看法。他说:“《水浒传》有大段正经处,只是把宋江深恶痛绝,使人见之,真有犬彘不食之恨。从来人却是不晓得。”他说别人“不晓得”的地方,从他的点评中,可以看出,就是文本中宋江本身表现出的矛盾处。只不过他觉得那些都是作者的“曲笔”,要是不经他的点拨,别人看过也就看过了,是不能理解作者深意的。这种自负当然也可以理解,毕竟他点评过“六才子书”,并且得到了书商们的极力追捧。由于他觉得自己洞悉了《水浒传》作者对宋江“深恶痛绝”的秘密,因此他就又从书中读出了作者特别推崇李逵。用他的话说就是:“只如写李逵,岂不段段都是妙绝文字,却不知正为段段都在宋江事后,故便妙不可言。盖作者只是痛恨宋江奸诈,故处处紧接出一段李逵朴诚来,做个形击。其意思自在显宋江之恶,却不料反成李逵之妙也。此譬如刺枪,本要杀人,反使出一身家数。”这种看法就如同戴了有色眼镜看外界,或许世界因加进了那种颜色而变得美丽了,但却也彻底失去了原本的样子。当然陶醉在其中的他并不知这种情况,而是更加起劲地从《水浒传》中“看出”了作者“有意地”用吴用来和宋江做对比。
  比如他说:“吴用定然是上上人物,他奸猾便与宋江一般,只是比宋江,却心地端正。”他这里的“上上”之类的,是他对《水浒》中人物给出的自己的评判。而这种评判不是作者对人物描写是否好为标准,而是用“心地”是否“端正”,也就是用他那老掉牙的道德观念做出的评判。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应该是关胜,他的评价也是“上上”,而实际上,关胜在《水浒传》中只是作为一个概念的存在,不要说和林冲、鲁智深、武松们比了,就算是时迁,写得都比他好许多。而文学作品,却用其中人物是不是好人来评价他们,这是文学批评吗?这是小孩子听父母讲故事的心态啊。
  “宋江是纯用术数去笼络人,吴用便明明白白驱策群力,有军师之体”。这应该是指他们用人方面,按他的意思,宋江是用手段,能骗的时候就骗;有好处的时候就用自己亲近的人,危险的地方就用其他人。而吴用用人的时候却是根据各人的特点。这其实最能体现金圣叹的偏见,《水浒传》本身的文本是不支持他这说法的。
  “吴用与宋江差处,只是吴用却肯明白说自家是智多星;宋江定要说自家志诚质朴。”吴用说自己是智多星,文本中出现过;可宋江说“自家志诚质朴”,在文本中其实是找不到的。这样的评价,评价的就不是小说人物,而是自己的幻象了。
  “宋江只道自家笼罩吴用,吴用却又实实笼罩宋江。两个人心里各各自知,外面又各各只做不知,写得真是好看煞人。”这纯粹就是金圣叹的想法,或许都不是想法,只是他觉得这么写,读起来很好听,所以就这么写了。
  通过对这些评价分析,可以看出,金圣叹的评价没有说出任何有价值的内容,等于什么都没评价。但你要是迷信古人,听信一些没头脑的货色告诉你什么金圣叹如何如何有学问之类的鬼话,那你估计会被他带进泥塘。
  下面我们还是根据《水浒传》文本,来看看作者是如何对这两个人物进行刻画的。
  宋江是在生辰纲案查出眉目时出场的。当时的他稳住了何清,急忙跑出城,给晁盖送了信。这是在表现他的义气,当然仅仅是“江湖义气”,因为他和晁盖从小就是朋友,即便这个朋友犯了自己职责要处理的事,也要网开一面。这当然牵扯到“公众大义”和“江湖义气”之间的取舍,根据作者的叙述,我们可以说当时这两者是一致的,所以宋江的行为值得称道。由于这件事,晁盖七人觉得他是恩人。他再出场时,是晁盖七人想报答他,派刘唐去找他的。这样就有了他杀死阎婆惜,逃到柴进庄院的事。在柴进庄院和武松相识,武松早知他的大名,这本身其实是有问题的。一个靠在衙门做押司谋生的人,却闻名江湖,现实中的可能性应该是很低的。但在这里以及后面章节中,宋江碰到其他好汉时,他那一大串的叫法就是他的万能法宝,是他结识江湖朋友或者脱离被困局面的关键。我想这个情节的设定应该是说书人倒果为因了。他们把历史上宋江的大名提前到了他还没有真正成为“宋江”之前,也就是用他死了以后的名,说他生命早期的事。换句话说,在说书人说书时,尽管宋江在他们的嘴里才出世,可他已经是那个曾经纵横过好几省的宋江了。而这种情况,在我们的古典小说中非常普遍。像关羽,在《三国演义》中就直接称呼他“关公”什么的,而实际上他得到这个独特的称呼,甚至都不是他刚死后,而是在他死后将近一千年时。当然,叫法不过是表面的东西,可就是这表面的东西,也在告诉我们,我们传统文化,只要是在不熟悉的情况下,常常会把人脸谱化,也就是一个人是怎么的人就一直是那样的人。
  宋江在柴进家呆了一段时间后,他在孔太公家再次碰到武松。和武松分别后,他去投奔花荣,被清风寨的强人所掠。就在要把他开膛刨心时,他叹息中说出了自己的名字,结果当然是他这大名,救了他的命,还让他成了座上宾。言谈中知道王英正在调戏一个妇人,而那妇人居然是花荣同事的老婆,他还利用自己的名声救了她。他和花荣的交情,想起来也奇怪。花荣据说是世家子弟,而他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押司,可花荣居然那么礼遇他。原因就不能单纯从倒果为因来解释。说实话,这些地方给我的感觉就是有点超现实。
  在清风寨游玩,他被自己救下的刘知寨的老婆认出,宣称他就是山寨的强人。这逻辑有些不太好理解,想想一个女人,被人从一个她十分讨厌的境遇里救出。只要她有些许的廉耻,是不会这样对待这个救她的人吧?除非她很享受那种境遇,却被这人搞砸了。但文本却不这么叙述。我们这里只能说作者大概是想表现恩将仇报,就硬让这一切发生了。宋江被抓,花荣抢人,抢回后宋江急忙离开,却被早已想到的刘知寨设伏再次抓住。黄信设计抓了花荣,清风寨好汉劫囚车,一系列故事的发生,倒是符合逻辑,也热闹。众人上梁山,宋江在快到梁山前,接到了家里的讯息,父亲病故。他急忙回家奔丧,结果被邻居认出。他知道了父亲其实没病,但也因此而被抓。他被发配江州。路过梁山,被救上山。但他坚持要去服劳役的地方。于是一次次的遇险,一次次的化险为夷。到了江州,他认识了戴宗、李逵、张顺。无聊时,一个人在酒楼喝酒,喝得兴起,填了一首词:
  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恰如猛虎卧荒邱,潜伏爪牙忍受。不幸刺文双颊,那堪配在江州!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
  关于这首词,金圣叹在点评时已经在奇怪,他说:“写宋江心事,令人不可解。既不知其冤他为谁,又不知其何故乃在浔阳江上也。”我奇怪的是,他既然都觉得“不可解”了,为什么不像潘金莲、潘巧云故事那样乘机修改一通呢?看看后文,应该是他不加修改的原因吧?这里的诗词是后面故事发展的关键,修改了它,后面的故事改动会很大。但说实话,金圣叹本身是没有这样的创造能力的。不过,这首词确实有些莫名其妙,从前面宋江的经历根本看不出他有什么冤仇要报?就算真有什么冤仇要报,也不应该在浔阳这个他才来的地方啊。但作者似乎还没玩够,又让宋江写了一首诗:
  心在山东身在吴,飘蓬江海漫嗟吁。
  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
  这首诗还算正常。压抑久了,谁都会发泄一下,说大话当然是发泄的一种方式。但按照前面作者给宋江的人设,他不应该会写出最后一句来。他这么写了,金圣叹就认为是作者的深意,是他在这里表明宋江平日里的“虚伪”。比如就这里,金圣叹的评语就有什么“写宋江醉中亦如此,真是久假成性”、“宋江权术人,何至有漏特补一笔,甚妙”等等。
  宋江这里的诗词,应该说是作者为了故事发展而编造的。但这个“编造”,超过了他设定的宋江的人设,所以整体上并不成功。它们在作者构想中的唯一目的就是被推定为“反诗”。果然,黄文炳就看到了这些诗词,当然他也认出了是反诗。于是开始追寻宋江,戴宗知道原因后通风报信,出主意让宋江假装疯癫。宋江表演的不能不说漂亮,但还是被黄文炳识破,没能成功,被问成死罪。戴宗路过梁山(实际上是没有这个可能的,江州,按书中的描写,应该是现在的九江,到开封是不可能经过梁山的),被劫到山上。梁山好汉设计救宋江,结果弄巧成拙。吴用明白出漏洞后,派头领到江州劫法场,救出了宋江、戴宗,也乘势收集了一大批江湖好汉。宋江这才死心塌地上了梁山,并回家接回了父亲。但在接的过程中,遇到危险,亏了九天玄女和梁山好汉,宋江才再次脱险。
  正式成为二把手的宋江,负责各处征战,三打祝家庄,收服呼延灼、关胜等,其实写的都不好。除了他每次碰到好汉就下跪外,看不出宋江到底有什么本事。而在现实中,要让那些英雄好汉们看得起,下跪其实是没有正面作用的。但为什么说书人却这么说呢?我想这其实和说书人或者改写者本身的经历有关。这些人有一定的艺术天赋,但却没有系统的教育,也没有在社会上出头露面过。他们生活在底层,根本就没有碰到过真正成功的人。他们只知道人才是成功的前提,而领导们要能利用人才就要尊重他们。而他们简单的生活经历只能告诉他们,对人的最高尊重就是下跪磕头。宋江是他们认为相对成功的一个人,他能统领一百多个好汉,而那一百多人也认他做头领。在这些说书人的观念里只能是宋江很尊重这些好汉。这样用他们的理解来表达就是宋江在见到他们时能自认低下,跪下磕头从而赢得他们的感激,听命于他。这就好像现在好多写手们,喜欢写富人,写各种屌丝逆袭,但他们本身不富裕,没有富人的经验。因此他们按自身的经验写富人,觉得富人都是存折上有多少存款之类的人。这在时常缺钱还没有富过的读者,当然觉得没问题;要是富过的人就会觉得这些写法是那么可笑。《红楼梦》里贾母评论当时流行的才子佳人故事的说法,也是这个原因。可这种现象几乎是评书(话本)或者根据话本改编的小说的通病。比如《三国演义》中的刘备,作者当然是极力肯定的,可他却被表现成了现在我们认为的窝囊废。《说唐》系列中的李世民、《杨家将》系列中的宋仁宗、《岳飞》系列中的宋高宗等等,当然也都逃不过这种宿命。而事实上,就拿刘备来说吧,只要是稍微明白一点事理的人就会知道,他要是真那么窝囊,不要说三分国家据其一,就是一口饱饭他都不可能吃上。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吴用身上。说书人想要表现一个足智多谋的人,可是他们没碰到过这样的人,于是他们就“假造”这么一个人出来。这种“假造”当然不可能有什么好的结果。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吴用为了引卢俊义上山,到卢俊义家去的那段。算命部分就算了,那首藏头诗实在太拙劣。原本是:芦花丛里一扁舟,俊杰俄从此地游;义士若能知此理,反躬逃难可无忧。金圣叹改成:卢花滩上有扁舟,俊杰黄昏独自游。义到尽头原是命,反躬逃难必无忧。金圣叹应该是觉得这么改更有“文气”,但从诗的角度来说,他改定的和原作只能算是半斤八两。可就这么简单的藏头诗,卢俊义看不出来,可以说当事者迷。百伶百俐的燕青居然看不出来,那就是作者的问题了。而这种错误却是所有“编造者”都避免不掉的。一般来说,要编造一个足智多谋的人,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把其余的当事人都变成傻瓜(像这里的藏头诗),一种就是把主人公说成是什么事都能提前知道的神仙(像《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而这两种情况,前者要是被说成是“不及”,那后者就可以被说成是“过”。“过犹不及”,结果是一样的,都让人感觉不真实。而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尽管都是故事,人物事件都是编造的,但要是让读的人感觉不真实,那就是失败。
  民间有句俗话,少不看《水浒》,老不看《三国》,有各种解释。我的解释是,《三国》塑造人物太过,年轻时看,觉得过瘾。但有了一定生活经历后,一看就觉得“假”。而《水浒》,尽管也有许多叙述不好的地方,但它精彩的地方,特别是前面几十回的内容,年轻时是看不出好处来的。只有在生活阅历达到一定程度后,才能读懂它们。所以在我看来,“老不看”是不耐看,“少不看”却是看了也白看,因为看不懂。宋江和吴用,一个带头人,一个军师,按照《水浒传》的排名,一个第一位,一个第三位,应该说都是极其重要的人物。按道理,写的是他们这个团队,而这个团队是作者所肯定的,并且这两个人物尤其是宋江,花费的笔墨也比较多,那么对他们的表现就算不能说非常出色,那也至少能达到平均水平。但这两人在《水浒传》中表现出来的却和他们的地位不符,特别是宋江,从我们现在的角度来看,几乎看不出有什么特异的地方来。从这个方面来说,作者对他们的刻画是失败的。金圣叹其实也看出了这点,只不过由于时代原因,他是把书中的宋江当成“真实的存在”,认为书中表现的一切都是现实中曾经在现实中发生过的,作者写出来就是为了教育别人而特意设计的。“文章千古事”,他是发自内心在相信。这样他就用他所属的明清文人最擅长的道德评判给出了他的看法。他说:“《水浒传》有大段正经处,只是把宋江深恶痛绝,使人见之,真有犬彘不食之恨。从来人却是不晓得。”他说别人“不晓得”的地方,从他的点评中,可以看出,就是文本中宋江本身表现出的矛盾处。只不过他觉得那些都是作者的“曲笔”,要是不经他的点拨,别人看过也就看过了,是不能理解作者深意的。这种自负当然也可以理解,毕竟他点评过“六才子书”,并且得到了书商们的极力追捧。由于他觉得自己洞悉了《水浒传》作者对宋江“深恶痛绝”的秘密,因此他就又从书中读出了作者特别推崇李逵。用他的话说就是:“只如写李逵,岂不段段都是妙绝文字,却不知正为段段都在宋江事后,故便妙不可言。盖作者只是痛恨宋江奸诈,故处处紧接出一段李逵朴诚来,做个形击。其意思自在显宋江之恶,却不料反成李逵之妙也。此譬如刺枪,本要杀人,反使出一身家数。”这种看法就如同戴了有色眼镜看外界,或许世界因加进了那种颜色而变得美丽了,但却也彻底失去了原本的样子。当然陶醉在其中的他并不知这种情况,而是更加起劲地从《水浒传》中“看出”了作者“有意地”用吴用来和宋江做对比。
  比如他说:“吴用定然是上上人物,他奸猾便与宋江一般,只是比宋江,却心地端正。”他这里的“上上”之类的,是他对《水浒》中人物给出的自己的评判。而这种评判不是作者对人物描写是否好为标准,而是用“心地”是否“端正”,也就是用他那老掉牙的道德观念做出的评判。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应该是关胜,他的评价也是“上上”,而实际上,关胜在《水浒传》中只是作为一个概念的存在,不要说和林冲、鲁智深、武松们比了,就算是时迁,写得都比他好许多。而文学作品,却用其中人物是不是好人来评价他们,这是文学批评吗?这是小孩子听父母讲故事的心态啊。
  “宋江是纯用术数去笼络人,吴用便明明白白驱策群力,有军师之体”。这应该是指他们用人方面,按他的意思,宋江是用手段,能骗的时候就骗;有好处的时候就用自己亲近的人,危险的地方就用其他人。而吴用用人的时候却是根据各人的特点。这其实最能体现金圣叹的偏见,《水浒传》本身的文本是不支持他这说法的。
  “吴用与宋江差处,只是吴用却肯明白说自家是智多星;宋江定要说自家志诚质朴。”吴用说自己是智多星,文本中出现过;可宋江说“自家志诚质朴”,在文本中其实是找不到的。这样的评价,评价的就不是小说人物,而是自己的幻象了。
  “宋江只道自家笼罩吴用,吴用却又实实笼罩宋江。两个人心里各各自知,外面又各各只做不知,写得真是好看煞人。”这纯粹就是金圣叹的想法,或许都不是想法,只是他觉得这么写,读起来很好听,所以就这么写了。
  通过对这些评价分析,可以看出,金圣叹的评价没有说出任何有价值的内容,等于什么都没评价。但你要是迷信古人,听信一些没头脑的货色告诉你什么金圣叹如何如何有学问之类的鬼话,那你估计会被他带进泥塘。
  下面我们还是根据《水浒传》文本,来看看作者是如何对这两个人物进行刻画的。
  宋江是在生辰纲案查出眉目时出场的。当时的他稳住了何清,急忙跑出城,给晁盖送了信。这是在表现他的义气,当然仅仅是“江湖义气”,因为他和晁盖从小就是朋友,即便这个朋友犯了自己职责要处理的事,也要网开一面。这当然牵扯到“公众大义”和“江湖义气”之间的取舍,根据作者的叙述,我们可以说当时这两者是一致的,所以宋江的行为值得称道。由于这件事,晁盖七人觉得他是恩人。他再出场时,是晁盖七人想报答他,派刘唐去找他的。这样就有了他杀死阎婆惜,逃到柴进庄院的事。在柴进庄院和武松相识,武松早知他的大名,这本身其实是有问题的。一个靠在衙门做押司谋生的人,却闻名江湖,现实中的可能性应该是很低的。但在这里以及后面章节中,宋江碰到其他好汉时,他那一大串的叫法就是他的万能法宝,是他结识江湖朋友或者脱离被困局面的关键。我想这个情节的设定应该是说书人倒果为因了。他们把历史上宋江的大名提前到了他还没有真正成为“宋江”之前,也就是用他死了以后的名,说他生命早期的事。换句话说,在说书人说书时,尽管宋江在他们的嘴里才出世,可他已经是那个曾经纵横过好几省的宋江了。而这种情况,在我们的古典小说中非常普遍。像关羽,在《三国演义》中就直接称呼他“关公”什么的,而实际上他得到这个独特的称呼,甚至都不是他刚死后,而是在他死后将近一千年时。当然,叫法不过是表面的东西,可就是这表面的东西,也在告诉我们,我们传统文化,只要是在不熟悉的情况下,常常会把人脸谱化,也就是一个人是怎么的人就一直是那样的人。
  宋江在柴进家呆了一段时间后,他在孔太公家再次碰到武松。和武松分别后,他去投奔花荣,被清风寨的强人所掠。就在要把他开膛刨心时,他叹息中说出了自己的名字,结果当然是他这大名,救了他的命,还让他成了座上宾。言谈中知道王英正在调戏一个妇人,而那妇人居然是花荣同事的老婆,他还利用自己的名声救了她。他和花荣的交情,想起来也奇怪。花荣据说是世家子弟,而他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押司,可花荣居然那么礼遇他。原因就不能单纯从倒果为因来解释。说实话,这些地方给我的感觉就是有点超现实。
  在清风寨游玩,他被自己救下的刘知寨的老婆认出,宣称他就是山寨的强人。这逻辑有些不太好理解,想想一个女人,被人从一个她十分讨厌的境遇里救出。只要她有些许的廉耻,是不会这样对待这个救她的人吧?除非她很享受那种境遇,却被这人搞砸了。但文本却不这么叙述。我们这里只能说作者大概是想表现恩将仇报,就硬让这一切发生了。宋江被抓,花荣抢人,抢回后宋江急忙离开,却被早已想到的刘知寨设伏再次抓住。黄信设计抓了花荣,清风寨好汉劫囚车,一系列故事的发生,倒是符合逻辑,也热闹。众人上梁山,宋江在快到梁山前,接到了家里的讯息,父亲病故。他急忙回家奔丧,结果被邻居认出。他知道了父亲其实没病,但也因此而被抓。他被发配江州。路过梁山,被救上山。但他坚持要去服劳役的地方。于是一次次的遇险,一次次的化险为夷。到了江州,他认识了戴宗、李逵、张顺。无聊时,一个人在酒楼喝酒,喝得兴起,填了一首词:
  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恰如猛虎卧荒邱,潜伏爪牙忍受。不幸刺文双颊,那堪配在江州!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
  关于这首词,金圣叹在点评时已经在奇怪,他说:“写宋江心事,令人不可解。既不知其冤他为谁,又不知其何故乃在浔阳江上也。”我奇怪的是,他既然都觉得“不可解”了,为什么不像潘金莲、潘巧云故事那样乘机修改一通呢?看看后文,应该是他不加修改的原因吧?这里的诗词是后面故事发展的关键,修改了它,后面的故事改动会很大。但说实话,金圣叹本身是没有这样的创造能力的。不过,这首词确实有些莫名其妙,从前面宋江的经历根本看不出他有什么冤仇要报?就算真有什么冤仇要报,也不应该在浔阳这个他才来的地方啊。但作者似乎还没玩够,又让宋江写了一首诗:
  心在山东身在吴,飘蓬江海漫嗟吁。
  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
  这首诗还算正常。压抑久了,谁都会发泄一下,说大话当然是发泄的一种方式。但按照前面作者给宋江的人设,他不应该会写出最后一句来。他这么写了,金圣叹就认为是作者的深意,是他在这里表明宋江平日里的“虚伪”。比如就这里,金圣叹的评语就有什么“写宋江醉中亦如此,真是久假成性”、“宋江权术人,何至有漏特补一笔,甚妙”等等。
  宋江这里的诗词,应该说是作者为了故事发展而编造的。但这个“编造”,超过了他设定的宋江的人设,所以整体上并不成功。它们在作者构想中的唯一目的就是被推定为“反诗”。果然,黄文炳就看到了这些诗词,当然他也认出了是反诗。于是开始追寻宋江,戴宗知道原因后通风报信,出主意让宋江假装疯癫。宋江表演的不能不说漂亮,但还是被黄文炳识破,没能成功,被问成死罪。戴宗路过梁山(实际上是没有这个可能的,江州,按书中的描写,应该是现在的九江,到开封是不可能经过梁山的),被劫到山上。梁山好汉设计救宋江,结果弄巧成拙。吴用明白出漏洞后,派头领到江州劫法场,救出了宋江、戴宗,也乘势收集了一大批江湖好汉。宋江这才死心塌地上了梁山,并回家接回了父亲。但在接的过程中,遇到危险,亏了九天玄女和梁山好汉,宋江才再次脱险。
  正式成为二把手的宋江,负责各处征战,三打祝家庄,收服呼延灼、关胜等,其实写的都不好。除了他每次碰到好汉就下跪外,看不出宋江到底有什么本事。而在现实中,要让那些英雄好汉们看得起,下跪其实是没有正面作用的。但为什么说书人却这么说呢?我想这其实和说书人或者改写者本身的经历有关。这些人有一定的艺术天赋,但却没有系统的教育,也没有在社会上出头露面过。他们生活在底层,根本就没有碰到过真正成功的人。他们只知道人才是成功的前提,而领导们要能利用人才就要尊重他们。而他们简单的生活经历只能告诉他们,对人的最高尊重就是下跪磕头。宋江是他们认为相对成功的一个人,他能统领一百多个好汉,而那一百多人也认他做头领。在这些说书人的观念里只能是宋江很尊重这些好汉。这样用他们的理解来表达就是宋江在见到他们时能自认低下,跪下磕头从而赢得他们的感激,听命于他。这就好像现在好多写手们,喜欢写富人,写各种屌丝逆袭,但他们本身不富裕,没有富人的经验。因此他们按自身的经验写富人,觉得富人都是存折上有多少存款之类的人。这在时常缺钱还没有富过的读者,当然觉得没问题;要是富过的人就会觉得这些写法是那么可笑。《红楼梦》里贾母评论当时流行的才子佳人故事的说法,也是这个原因。可这种现象几乎是评书(话本)或者根据话本改编的小说的通病。比如《三国演义》中的刘备,作者当然是极力肯定的,可他却被表现成了现在我们认为的窝囊废。《说唐》系列中的李世民、《杨家将》系列中的宋仁宗、《岳飞》系列中的宋高宗等等,当然也都逃不过这种宿命。而事实上,就拿刘备来说吧,只要是稍微明白一点事理的人就会知道,他要是真那么窝囊,不要说三分国家据其一,就是一口饱饭他都不可能吃上。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吴用身上。说书人想要表现一个足智多谋的人,可是他们没碰到过这样的人,于是他们就“假造”这么一个人出来。这种“假造”当然不可能有什么好的结果。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吴用为了引卢俊义上山,到卢俊义家去的那段。算命部分就算了,那首藏头诗实在太拙劣。原本是:芦花丛里一扁舟,俊杰俄从此地游;义士若能知此理,反躬逃难可无忧。金圣叹改成:卢花滩上有扁舟,俊杰黄昏独自游。义到尽头原是命,反躬逃难必无忧。金圣叹应该是觉得这么改更有“文气”,但从诗的角度来说,他改定的和原作只能算是半斤八两。可就这么简单的藏头诗,卢俊义看不出来,可以说当事者迷。百伶百俐的燕青居然看不出来,那就是作者的问题了。而这种错误却是所有“编造者”都避免不掉的。一般来说,要编造一个足智多谋的人,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把其余的当事人都变成傻瓜(像这里的藏头诗),一种就是把主人公说成是什么事都能提前知道的神仙(像《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而这两种情况,前者要是被说成是“不及”,那后者就可以被说成是“过”。“过犹不及”,结果是一样的,都让人感觉不真实。而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尽管都是故事,人物事件都是编造的,但要是让读的人感觉不真实,那就是失败。
  民间有句俗话,少不看《水浒》,老不看《三国》,有各种解释。我的解释是,《三国》塑造人物太过,年轻时看,觉得过瘾。但有了一定生活经历后,一看就觉得“假”。而《水浒》,尽管也有许多叙述不好的地方,但它精彩的地方,特别是前面几十回的内容,年轻时是看不出好处来的。只有在生活阅历达到一定程度后,才能读懂它们。所以在我看来,“老不看”是不耐看,“少不看”却是看了也白看,因为看不懂。宋江和吴用,一个带头人,一个军师,按照《水浒传》的排名,一个第一位,一个第三位,应该说都是极其重要的人物。按道理,写的是他们这个团队,而这个团队是作者所肯定的,并且这两个人物尤其是宋江,花费的笔墨也比较多,那么对他们的表现就算不能说非常出色,那也至少能达到平均水平。但这两人在《水浒传》中表现出来的却和他们的地位不符,特别是宋江,从我们现在的角度来看,几乎看不出有什么特异的地方来。从这个方面来说,作者对他们的刻画是失败的。金圣叹其实也看出了这点,只不过由于时代原因,他是把书中的宋江当成“真实的存在”,认为书中表现的一切都是现实中曾经在现实中发生过的,作者写出来就是为了教育别人而特意设计的。“文章千古事”,他是发自内心在相信。这样他就用他所属的明清文人最擅长的道德评判给出了他的看法。他说:“《水浒传》有大段正经处,只是把宋江深恶痛绝,使人见之,真有犬彘不食之恨。从来人却是不晓得。”他说别人“不晓得”的地方,从他的点评中,可以看出,就是文本中宋江本身表现出的矛盾处。只不过他觉得那些都是作者的“曲笔”,要是不经他的点拨,别人看过也就看过了,是不能理解作者深意的。这种自负当然也可以理解,毕竟他点评过“六才子书”,并且得到了书商们的极力追捧。由于他觉得自己洞悉了《水浒传》作者对宋江“深恶痛绝”的秘密,因此他就又从书中读出了作者特别推崇李逵。用他的话说就是:“只如写李逵,岂不段段都是妙绝文字,却不知正为段段都在宋江事后,故便妙不可言。盖作者只是痛恨宋江奸诈,故处处紧接出一段李逵朴诚来,做个形击。其意思自在显宋江之恶,却不料反成李逵之妙也。此譬如刺枪,本要杀人,反使出一身家数。”这种看法就如同戴了有色眼镜看外界,或许世界因加进了那种颜色而变得美丽了,但却也彻底失去了原本的样子。当然陶醉在其中的他并不知这种情况,而是更加起劲地从《水浒传》中“看出”了作者“有意地”用吴用来和宋江做对比。
  比如他说:“吴用定然是上上人物,他奸猾便与宋江一般,只是比宋江,却心地端正。”他这里的“上上”之类的,是他对《水浒》中人物给出的自己的评判。而这种评判不是作者对人物描写是否好为标准,而是用“心地”是否“端正”,也就是用他那老掉牙的道德观念做出的评判。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应该是关胜,他的评价也是“上上”,而实际上,关胜在《水浒传》中只是作为一个概念的存在,不要说和林冲、鲁智深、武松们比了,就算是时迁,写得都比他好许多。而文学作品,却用其中人物是不是好人来评价他们,这是文学批评吗?这是小孩子听父母讲故事的心态啊。
  “宋江是纯用术数去笼络人,吴用便明明白白驱策群力,有军师之体”。这应该是指他们用人方面,按他的意思,宋江是用手段,能骗的时候就骗;有好处的时候就用自己亲近的人,危险的地方就用其他人。而吴用用人的时候却是根据各人的特点。这其实最能体现金圣叹的偏见,《水浒传》本身的文本是不支持他这说法的。
  “吴用与宋江差处,只是吴用却肯明白说自家是智多星;宋江定要说自家志诚质朴。”吴用说自己是智多星,文本中出现过;可宋江说“自家志诚质朴”,在文本中其实是找不到的。这样的评价,评价的就不是小说人物,而是自己的幻象了。
  “宋江只道自家笼罩吴用,吴用却又实实笼罩宋江。两个人心里各各自知,外面又各各只做不知,写得真是好看煞人。”这纯粹就是金圣叹的想法,或许都不是想法,只是他觉得这么写,读起来很好听,所以就这么写了。
  通过对这些评价分析,可以看出,金圣叹的评价没有说出任何有价值的内容,等于什么都没评价。但你要是迷信古人,听信一些没头脑的货色告诉你什么金圣叹如何如何有学问之类的鬼话,那你估计会被他带进泥塘。
  下面我们还是根据《水浒传》文本,来看看作者是如何对这两个人物进行刻画的。
  宋江是在生辰纲案查出眉目时出场的。当时的他稳住了何清,急忙跑出城,给晁盖送了信。这是在表现他的义气,当然仅仅是“江湖义气”,因为他和晁盖从小就是朋友,即便这个朋友犯了自己职责要处理的事,也要网开一面。这当然牵扯到“公众大义”和“江湖义气”之间的取舍,根据作者的叙述,我们可以说当时这两者是一致的,所以宋江的行为值得称道。由于这件事,晁盖七人觉得他是恩人。他再出场时,是晁盖七人想报答他,派刘唐去找他的。这样就有了他杀死阎婆惜,逃到柴进庄院的事。在柴进庄院和武松相识,武松早知他的大名,这本身其实是有问题的。一个靠在衙门做押司谋生的人,却闻名江湖,现实中的可能性应该是很低的。但在这里以及后面章节中,宋江碰到其他好汉时,他那一大串的叫法就是他的万能法宝,是他结识江湖朋友或者脱离被困局面的关键。我想这个情节的设定应该是说书人倒果为因了。他们把历史上宋江的大名提前到了他还没有真正成为“宋江”之前,也就是用他死了以后的名,说他生命早期的事。换句话说,在说书人说书时,尽管宋江在他们的嘴里才出世,可他已经是那个曾经纵横过好几省的宋江了。而这种情况,在我们的古典小说中非常普遍。像关羽,在《三国演义》中就直接称呼他“关公”什么的,而实际上他得到这个独特的称呼,甚至都不是他刚死后,而是在他死后将近一千年时。当然,叫法不过是表面的东西,可就是这表面的东西,也在告诉我们,我们传统文化,只要是在不熟悉的情况下,常常会把人脸谱化,也就是一个人是怎么的人就一直是那样的人。
  宋江在柴进家呆了一段时间后,他在孔太公家再次碰到武松。和武松分别后,他去投奔花荣,被清风寨的强人所掠。就在要把他开膛刨心时,他叹息中说出了自己的名字,结果当然是他这大名,救了他的命,还让他成了座上宾。言谈中知道王英正在调戏一个妇人,而那妇人居然是花荣同事的老婆,他还利用自己的名声救了她。他和花荣的交情,想起来也奇怪。花荣据说是世家子弟,而他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押司,可花荣居然那么礼遇他。原因就不能单纯从倒果为因来解释。说实话,这些地方给我的感觉就是有点超现实。
  在清风寨游玩,他被自己救下的刘知寨的老婆认出,宣称他就是山寨的强人。这逻辑有些不太好理解,想想一个女人,被人从一个她十分讨厌的境遇里救出。只要她有些许的廉耻,是不会这样对待这个救她的人吧?除非她很享受那种境遇,却被这人搞砸了。但文本却不这么叙述。我们这里只能说作者大概是想表现恩将仇报,就硬让这一切发生了。宋江被抓,花荣抢人,抢回后宋江急忙离开,却被早已想到的刘知寨设伏再次抓住。黄信设计抓了花荣,清风寨好汉劫囚车,一系列故事的发生,倒是符合逻辑,也热闹。众人上梁山,宋江在快到梁山前,接到了家里的讯息,父亲病故。他急忙回家奔丧,结果被邻居认出。他知道了父亲其实没病,但也因此而被抓。他被发配江州。路过梁山,被救上山。但他坚持要去服劳役的地方。于是一次次的遇险,一次次的化险为夷。到了江州,他认识了戴宗、李逵、张顺。无聊时,一个人在酒楼喝酒,喝得兴起,填了一首词:
  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恰如猛虎卧荒邱,潜伏爪牙忍受。不幸刺文双颊,那堪配在江州!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
  关于这首词,金圣叹在点评时已经在奇怪,他说:“写宋江心事,令人不可解。既不知其冤他为谁,又不知其何故乃在浔阳江上也。”我奇怪的是,他既然都觉得“不可解”了,为什么不像潘金莲、潘巧云故事那样乘机修改一通呢?看看后文,应该是他不加修改的原因吧?这里的诗词是后面故事发展的关键,修改了它,后面的故事改动会很大。但说实话,金圣叹本身是没有这样的创造能力的。不过,这首词确实有些莫名其妙,从前面宋江的经历根本看不出他有什么冤仇要报?就算真有什么冤仇要报,也不应该在浔阳这个他才来的地方啊。但作者似乎还没玩够,又让宋江写了一首诗:
  心在山东身在吴,飘蓬江海漫嗟吁。
  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
  这首诗还算正常。压抑久了,谁都会发泄一下,说大话当然是发泄的一种方式。但按照前面作者给宋江的人设,他不应该会写出最后一句来。他这么写了,金圣叹就认为是作者的深意,是他在这里表明宋江平日里的“虚伪”。比如就这里,金圣叹的评语就有什么“写宋江醉中亦如此,真是久假成性”、“宋江权术人,何至有漏特补一笔,甚妙”等等。
  宋江这里的诗词,应该说是作者为了故事发展而编造的。但这个“编造”,超过了他设定的宋江的人设,所以整体上并不成功。它们在作者构想中的唯一目的就是被推定为“反诗”。果然,黄文炳就看到了这些诗词,当然他也认出了是反诗。于是开始追寻宋江,戴宗知道原因后通风报信,出主意让宋江假装疯癫。宋江表演的不能不说漂亮,但还是被黄文炳识破,没能成功,被问成死罪。戴宗路过梁山(实际上是没有这个可能的,江州,按书中的描写,应该是现在的九江,到开封是不可能经过梁山的),被劫到山上。梁山好汉设计救宋江,结果弄巧成拙。吴用明白出漏洞后,派头领到江州劫法场,救出了宋江、戴宗,也乘势收集了一大批江湖好汉。宋江这才死心塌地上了梁山,并回家接回了父亲。但在接的过程中,遇到危险,亏了九天玄女和梁山好汉,宋江才再次脱险。
  正式成为二把手的宋江,负责各处征战,三打祝家庄,收服呼延灼、关胜等,其实写的都不好。除了他每次碰到好汉就下跪外,看不出宋江到底有什么本事。而在现实中,要让那些英雄好汉们看得起,下跪其实是没有正面作用的。但为什么说书人却这么说呢?我想这其实和说书人或者改写者本身的经历有关。这些人有一定的艺术天赋,但却没有系统的教育,也没有在社会上出头露面过。他们生活在底层,根本就没有碰到过真正成功的人。他们只知道人才是成功的前提,而领导们要能利用人才就要尊重他们。而他们简单的生活经历只能告诉他们,对人的最高尊重就是下跪磕头。宋江是他们认为相对成功的一个人,他能统领一百多个好汉,而那一百多人也认他做头领。在这些说书人的观念里只能是宋江很尊重这些好汉。这样用他们的理解来表达就是宋江在见到他们时能自认低下,跪下磕头从而赢得他们的感激,听命于他。这就好像现在好多写手们,喜欢写富人,写各种屌丝逆袭,但他们本身不富裕,没有富人的经验。因此他们按自身的经验写富人,觉得富人都是存折上有多少存款之类的人。这在时常缺钱还没有富过的读者,当然觉得没问题;要是富过的人就会觉得这些写法是那么可笑。《红楼梦》里贾母评论当时流行的才子佳人故事的说法,也是这个原因。可这种现象几乎是评书(话本)或者根据话本改编的小说的通病。比如《三国演义》中的刘备,作者当然是极力肯定的,可他却被表现成了现在我们认为的窝囊废。《说唐》系列中的李世民、《杨家将》系列中的宋仁宗、《岳飞》系列中的宋高宗等等,当然也都逃不过这种宿命。而事实上,就拿刘备来说吧,只要是稍微明白一点事理的人就会知道,他要是真那么窝囊,不要说三分国家据其一,就是一口饱饭他都不可能吃上。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吴用身上。说书人想要表现一个足智多谋的人,可是他们没碰到过这样的人,于是他们就“假造”这么一个人出来。这种“假造”当然不可能有什么好的结果。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吴用为了引卢俊义上山,到卢俊义家去的那段。算命部分就算了,那首藏头诗实在太拙劣。原本是:芦花丛里一扁舟,俊杰俄从此地游;义士若能知此理,反躬逃难可无忧。金圣叹改成:卢花滩上有扁舟,俊杰黄昏独自游。义到尽头原是命,反躬逃难必无忧。金圣叹应该是觉得这么改更有“文气”,但从诗的角度来说,他改定的和原作只能算是半斤八两。可就这么简单的藏头诗,卢俊义看不出来,可以说当事者迷。百伶百俐的燕青居然看不出来,那就是作者的问题了。而这种错误却是所有“编造者”都避免不掉的。一般来说,要编造一个足智多谋的人,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把其余的当事人都变成傻瓜(像这里的藏头诗),一种就是把主人公说成是什么事都能提前知道的神仙(像《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而这两种情况,前者要是被说成是“不及”,那后者就可以被说成是“过”。“过犹不及”,结果是一样的,都让人感觉不真实。而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尽管都是故事,人物事件都是编造的,但要是让读的人感觉不真实,那就是失败。
  民间有句俗话,少不看《水浒》,老不看《三国》,有各种解释。我的解释是,《三国》塑造人物太过,年轻时看,觉得过瘾。但有了一定生活经历后,一看就觉得“假”。而《水浒》,尽管也有许多叙述不好的地方,但它精彩的地方,特别是前面几十回的内容,年轻时是看不出好处来的。只有在生活阅历达到一定程度后,才能读懂它们。所以在我看来,“老不看”是不耐看,“少不看”却是看了也白看,因为看不懂。宋江和吴用,一个带头人,一个军师,按照《水浒传》的排名,一个第一位,一个第三位,应该说都是极其重要的人物。按道理,写的是他们这个团队,而这个团队是作者所肯定的,并且这两个人物尤其是宋江,花费的笔墨也比较多,那么对他们的表现就算不能说非常出色,那也至少能达到平均水平。但这两人在《水浒传》中表现出来的却和他们的地位不符,特别是宋江,从我们现在的角度来看,几乎看不出有什么特异的地方来。从这个方面来说,作者对他们的刻画是失败的。金圣叹其实也看出了这点,只不过由于时代原因,他是把书中的宋江当成“真实的存在”,认为书中表现的一切都是现实中曾经在现实中发生过的,作者写出来就是为了教育别人而特意设计的。“文章千古事”,他是发自内心在相信。这样他就用他所属的明清文人最擅长的道德评判给出了他的看法。他说:“《水浒传》有大段正经处,只是把宋江深恶痛绝,使人见之,真有犬彘不食之恨。从来人却是不晓得。”他说别人“不晓得”的地方,从他的点评中,可以看出,就是文本中宋江本身表现出的矛盾处。只不过他觉得那些都是作者的“曲笔”,要是不经他的点拨,别人看过也就看过了,是不能理解作者深意的。这种自负当然也可以理解,毕竟他点评过“六才子书”,并且得到了书商们的极力追捧。由于他觉得自己洞悉了《水浒传》作者对宋江“深恶痛绝”的秘密,因此他就又从书中读出了作者特别推崇李逵。用他的话说就是:“只如写李逵,岂不段段都是妙绝文字,却不知正为段段都在宋江事后,故便妙不可言。盖作者只是痛恨宋江奸诈,故处处紧接出一段李逵朴诚来,做个形击。其意思自在显宋江之恶,却不料反成李逵之妙也。此譬如刺枪,本要杀人,反使出一身家数。”这种看法就如同戴了有色眼镜看外界,或许世界因加进了那种颜色而变得美丽了,但却也彻底失去了原本的样子。当然陶醉在其中的他并不知这种情况,而是更加起劲地从《水浒传》中“看出”了作者“有意地”用吴用来和宋江做对比。
  比如他说:“吴用定然是上上人物,他奸猾便与宋江一般,只是比宋江,却心地端正。”他这里的“上上”之类的,是他对《水浒》中人物给出的自己的评判。而这种评判不是作者对人物描写是否好为标准,而是用“心地”是否“端正”,也就是用他那老掉牙的道德观念做出的评判。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应该是关胜,他的评价也是“上上”,而实际上,关胜在《水浒传》中只是作为一个概念的存在,不要说和林冲、鲁智深、武松们比了,就算是时迁,写得都比他好许多。而文学作品,却用其中人物是不是好人来评价他们,这是文学批评吗?这是小孩子听父母讲故事的心态啊。
  “宋江是纯用术数去笼络人,吴用便明明白白驱策群力,有军师之体”。这应该是指他们用人方面,按他的意思,宋江是用手段,能骗的时候就骗;有好处的时候就用自己亲近的人,危险的地方就用其他人。而吴用用人的时候却是根据各人的特点。这其实最能体现金圣叹的偏见,《水浒传》本身的文本是不支持他这说法的。
  “吴用与宋江差处,只是吴用却肯明白说自家是智多星;宋江定要说自家志诚质朴。”吴用说自己是智多星,文本中出现过;可宋江说“自家志诚质朴”,在文本中其实是找不到的。这样的评价,评价的就不是小说人物,而是自己的幻象了。
  “宋江只道自家笼罩吴用,吴用却又实实笼罩宋江。两个人心里各各自知,外面又各各只做不知,写得真是好看煞人。”这纯粹就是金圣叹的想法,或许都不是想法,只是他觉得这么写,读起来很好听,所以就这么写了。
  通过对这些评价分析,可以看出,金圣叹的评价没有说出任何有价值的内容,等于什么都没评价。但你要是迷信古人,听信一些没头脑的货色告诉你什么金圣叹如何如何有学问之类的鬼话,那你估计会被他带进泥塘。
  下面我们还是根据《水浒传》文本,来看看作者是如何对这两个人物进行刻画的。
  宋江是在生辰纲案查出眉目时出场的。当时的他稳住了何清,急忙跑出城,给晁盖送了信。这是在表现他的义气,当然仅仅是“江湖义气”,因为他和晁盖从小就是朋友,即便这个朋友犯了自己职责要处理的事,也要网开一面。这当然牵扯到“公众大义”和“江湖义气”之间的取舍,根据作者的叙述,我们可以说当时这两者是一致的,所以宋江的行为值得称道。由于这件事,晁盖七人觉得他是恩人。他再出场时,是晁盖七人想报答他,派刘唐去找他的。这样就有了他杀死阎婆惜,逃到柴进庄院的事。在柴进庄院和武松相识,武松早知他的大名,这本身其实是有问题的。一个靠在衙门做押司谋生的人,却闻名江湖,现实中的可能性应该是很低的。但在这里以及后面章节中,宋江碰到其他好汉时,他那一大串的叫法就是他的万能法宝,是他结识江湖朋友或者脱离被困局面的关键。我想这个情节的设定应该是说书人倒果为因了。他们把历史上宋江的大名提前到了他还没有真正成为“宋江”之前,也就是用他死了以后的名,说他生命早期的事。换句话说,在说书人说书时,尽管宋江在他们的嘴里才出世,可他已经是那个曾经纵横过好几省的宋江了。而这种情况,在我们的古典小说中非常普遍。像关羽,在《三国演义》中就直接称呼他“关公”什么的,而实际上他得到这个独特的称呼,甚至都不是他刚死后,而是在他死后将近一千年时。当然,叫法不过是表面的东西,可就是这表面的东西,也在告诉我们,我们传统文化,只要是在不熟悉的情况下,常常会把人脸谱化,也就是一个人是怎么的人就一直是那样的人。
  宋江在柴进家呆了一段时间后,他在孔太公家再次碰到武松。和武松分别后,他去投奔花荣,被清风寨的强人所掠。就在要把他开膛刨心时,他叹息中说出了自己的名字,结果当然是他这大名,救了他的命,还让他成了座上宾。言谈中知道王英正在调戏一个妇人,而那妇人居然是花荣同事的老婆,他还利用自己的名声救了她。他和花荣的交情,想起来也奇怪。花荣据说是世家子弟,而他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押司,可花荣居然那么礼遇他。原因就不能单纯从倒果为因来解释。说实话,这些地方给我的感觉就是有点超现实。
  在清风寨游玩,他被自己救下的刘知寨的老婆认出,宣称他就是山寨的强人。这逻辑有些不太好理解,想想一个女人,被人从一个她十分讨厌的境遇里救出。只要她有些许的廉耻,是不会这样对待这个救她的人吧?除非她很享受那种境遇,却被这人搞砸了。但文本却不这么叙述。我们这里只能说作者大概是想表现恩将仇报,就硬让这一切发生了。宋江被抓,花荣抢人,抢回后宋江急忙离开,却被早已想到的刘知寨设伏再次抓住。黄信设计抓了花荣,清风寨好汉劫囚车,一系列故事的发生,倒是符合逻辑,也热闹。众人上梁山,宋江在快到梁山前,接到了家里的讯息,父亲病故。他急忙回家奔丧,结果被邻居认出。他知道了父亲其实没病,但也因此而被抓。他被发配江州。路过梁山,被救上山。但他坚持要去服劳役的地方。于是一次次的遇险,一次次的化险为夷。到了江州,他认识了戴宗、李逵、张顺。无聊时,一个人在酒楼喝酒,喝得兴起,填了一首词:
  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恰如猛虎卧荒邱,潜伏爪牙忍受。不幸刺文双颊,那堪配在江州!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
  关于这首词,金圣叹在点评时已经在奇怪,他说:“写宋江心事,令人不可解。既不知其冤他为谁,又不知其何故乃在浔阳江上也。”我奇怪的是,他既然都觉得“不可解”了,为什么不像潘金莲、潘巧云故事那样乘机修改一通呢?看看后文,应该是他不加修改的原因吧?这里的诗词是后面故事发展的关键,修改了它,后面的故事改动会很大。但说实话,金圣叹本身是没有这样的创造能力的。不过,这首词确实有些莫名其妙,从前面宋江的经历根本看不出他有什么冤仇要报?就算真有什么冤仇要报,也不应该在浔阳这个他才来的地方啊。但作者似乎还没玩够,又让宋江写了一首诗:
  心在山东身在吴,飘蓬江海漫嗟吁。
  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
  这首诗还算正常。压抑久了,谁都会发泄一下,说大话当然是发泄的一种方式。但按照前面作者给宋江的人设,他不应该会写出最后一句来。他这么写了,金圣叹就认为是作者的深意,是他在这里表明宋江平日里的“虚伪”。比如就这里,金圣叹的评语就有什么“写宋江醉中亦如此,真是久假成性”、“宋江权术人,何至有漏特补一笔,甚妙”等等。
  宋江这里的诗词,应该说是作者为了故事发展而编造的。但这个“编造”,超过了他设定的宋江的人设,所以整体上并不成功。它们在作者构想中的唯一目的就是被推定为“反诗”。果然,黄文炳就看到了这些诗词,当然他也认出了是反诗。于是开始追寻宋江,戴宗知道原因后通风报信,出主意让宋江假装疯癫。宋江表演的不能不说漂亮,但还是被黄文炳识破,没能成功,被问成死罪。戴宗路过梁山(实际上是没有这个可能的,江州,按书中的描写,应该是现在的九江,到开封是不可能经过梁山的),被劫到山上。梁山好汉设计救宋江,结果弄巧成拙。吴用明白出漏洞后,派头领到江州劫法场,救出了宋江、戴宗,也乘势收集了一大批江湖好汉。宋江这才死心塌地上了梁山,并回家接回了父亲。但在接的过程中,遇到危险,亏了九天玄女和梁山好汉,宋江才再次脱险。
  正式成为二把手的宋江,负责各处征战,三打祝家庄,收服呼延灼、关胜等,其实写的都不好。除了他每次碰到好汉就下跪外,看不出宋江到底有什么本事。而在现实中,要让那些英雄好汉们看得起,下跪其实是没有正面作用的。但为什么说书人却这么说呢?我想这其实和说书人或者改写者本身的经历有关。这些人有一定的艺术天赋,但却没有系统的教育,也没有在社会上出头露面过。他们生活在底层,根本就没有碰到过真正成功的人。他们只知道人才是成功的前提,而领导们要能利用人才就要尊重他们。而他们简单的生活经历只能告诉他们,对人的最高尊重就是下跪磕头。宋江是他们认为相对成功的一个人,他能统领一百多个好汉,而那一百多人也认他做头领。在这些说书人的观念里只能是宋江很尊重这些好汉。这样用他们的理解来表达就是宋江在见到他们时能自认低下,跪下磕头从而赢得他们的感激,听命于他。这就好像现在好多写手们,喜欢写富人,写各种屌丝逆袭,但他们本身不富裕,没有富人的经验。因此他们按自身的经验写富人,觉得富人都是存折上有多少存款之类的人。这在时常缺钱还没有富过的读者,当然觉得没问题;要是富过的人就会觉得这些写法是那么可笑。《红楼梦》里贾母评论当时流行的才子佳人故事的说法,也是这个原因。可这种现象几乎是评书(话本)或者根据话本改编的小说的通病。比如《三国演义》中的刘备,作者当然是极力肯定的,可他却被表现成了现在我们认为的窝囊废。《说唐》系列中的李世民、《杨家将》系列中的宋仁宗、《岳飞》系列中的宋高宗等等,当然也都逃不过这种宿命。而事实上,就拿刘备来说吧,只要是稍微明白一点事理的人就会知道,他要是真那么窝囊,不要说三分国家据其一,就是一口饱饭他都不可能吃上。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吴用身上。说书人想要表现一个足智多谋的人,可是他们没碰到过这样的人,于是他们就“假造”这么一个人出来。这种“假造”当然不可能有什么好的结果。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吴用为了引卢俊义上山,到卢俊义家去的那段。算命部分就算了,那首藏头诗实在太拙劣。原本是:芦花丛里一扁舟,俊杰俄从此地游;义士若能知此理,反躬逃难可无忧。金圣叹改成:卢花滩上有扁舟,俊杰黄昏独自游。义到尽头原是命,反躬逃难必无忧。金圣叹应该是觉得这么改更有“文气”,但从诗的角度来说,他改定的和原作只能算是半斤八两。可就这么简单的藏头诗,卢俊义看不出来,可以说当事者迷。百伶百俐的燕青居然看不出来,那就是作者的问题了。而这种错误却是所有“编造者”都避免不掉的。一般来说,要编造一个足智多谋的人,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把其余的当事人都变成傻瓜(像这里的藏头诗),一种就是把主人公说成是什么事都能提前知道的神仙(像《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而这两种情况,前者要是被说成是“不及”,那后者就可以被说成是“过”。“过犹不及”,结果是一样的,都让人感觉不真实。而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尽管都是故事,人物事件都是编造的,但要是让读的人感觉不真实,那就是失败。
  民间有句俗话,少不看《水浒》,老不看《三国》,有各种解释。我的解释是,《三国》塑造人物太过,年轻时看,觉得过瘾。但有了一定生活经历后,一看就觉得“假”。而《水浒》,尽管也有许多叙述不好的地方,但它精彩的地方,特别是前面几十回的内容,年轻时是看不出好处来的。只有在生活阅历达到一定程度后,才能读懂它们。所以在我看来,“老不看”是不耐看,“少不看”却是看了也白看,因为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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