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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庙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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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庙是一个两千人左右的村子,不大不小,与中国几十万个普普通通的村庄一样。我就出生在哪里,并没有什么特别,就像我一样普通,平凡。我的亲戚朋友差不多都生活在这个村庄方圆五十公里的范围。我的父母,如今依旧生活在这个村庄。
  草庙村向西北方向二十五公里是洛阳市区,向西偏南二十二公里是龙门石窟;向东偏南三十五公里是少林寺;中途还可见春秋时期曾在此建都的滑国故城;向北偏西十八公里是纪念摄摩腾、竺法兰从西域驱白马驼经而建的中国第一佛寺,白马寺;向北偏东十公里是华夏第一都——二里头遗址(夏都斟鄩),再往前五公里是殷商多次迁都的一个过客,商城遗址(西亳);向正北十公里,是汉魏太学遗址。客家人的发源地伊洛河草庙也不过几公里的路程。至于隋唐、北宋、元明清的遗迹,不可胜数。
  这里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估计没什么好质疑的。这片土地见证了“安史之乱”之前,差不多2000多年的中国历史繁华与沧桑。正如司马光的诗:“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
  而今的洛阳,没有北上广深的宏大气质,也没有成都的俏丽妩媚,更没有西安厚重的积淀呈现,公元2000年之后被郑州夺去了在河南的绝对经济优势之后,普通的就像邻家小妹,羞涩,恬静,孤独,忧郁的伫立在洛河边上。
  现在的洛阳根本看不出3000年历史,街道的繁华,崭新的霓虹灯和中国几百个城市的高楼大厦一样,没有任何的区别。如果还能找寻一点历史,就是在某个不经意的小街道上,偶尔矗立的一个个石碑,上边写着:某某遗址,仅此而已。而那些几十年前拆掉的,这几年又新建的一些不伦不类的“人造古迹”,就像五十多岁的大妈穿着一套穿超短裙,扮成学生妹的样子,扭着水桶老腰走路一样令人作呕。
  为了加强省会的经济发展,在众多的省属企业,央企的强制搬迁郑州之后,这里早已是“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
  洛阳都在凋零,草庙更是食不果腹。前些年养殖红火过二十几年,因为查环保,猪圈扒了,鸡舍拆了。大棚蔬菜红火了三五年,因为菜贩子压价压进了骨头缝里,大棚也都拆了,大片平整的土地长满了野草,撂荒了一段时间,这几年有几个好事者,兴起了承包的风潮,才又重新种上了小麦和玉米。而多数人都开启了背井离乡的打工生涯,每年元宵节一过,整个村庄差不多十室九空。这片古老的土地,已经无法养育这些勤劳的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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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有两千多万人,其他的没有什么好说的,因为大家都知道,。
  草庙与上海风马牛不相及,而将其连接起来的,就是我们这些打工人。因为这几天村子里有十几个人到上海工地上打工,打电话给我,听着亲切而又陌生的乡音,也算是“他乡遇故知”,让我有了写写这种境况的冲动。
  在我看来,上海高不可攀,草庙却又遥不可及。我就是游离于他乡和故乡之间的幽灵,看上去自由,而实质上是透入骨头里的孤独。
  在上海打工的每一个夜晚,我都靠看书,运动来打发时间。每逢周末节假日才是我最难熬的时刻,因为公园里到处都是一家人天伦自乐的景象,而我只能一个人“每逢佳节倍思亲”。
  有时候,独自在清冷的街道上散步,都会问问自己:这样一家人五湖四海的为了什么?值得吗?这种生活还要多久?
  其实这些问题都太过虚无了。只要提及现实,瞬间跌落。所有的感怀伤情,都是无病呻吟,都是为赋新词强说愁。因为我的现实是,有家的地方,没有工作,有工作的地方,没有家。
  洛阳已经老态龙钟,那里的工作已经不能维系我的家庭生活。父母名下不足三亩的薄田,对于他们经历了1958年大饥荒的艰难岁月的多病之躯,已经杯水车薪。七十岁的高龄,早已无法赚取当下的生活费。对于孩子,妻子的责任,都让现实苍白的一贫如洗。我必须坚强的站立。在我每每想躺下去歇歇的时候,都会想想那些和我同龄的村人。他们没有像我一样通过考学杀出一条血路,学得耍猴颠勺之类的一技之长,而在各个行业做着最卑微的活计,拿着低廉的工资,跟我活成了两代人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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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1994年就已经和草庙没有了关系,因为考上学,户口迁入城市,土地也被村委会收回。但是对于我来说也许是幸运的。活着虽然依旧艰辛,但是至少不用像父母和村人一样,在土地上头拱地的刨食了。土地上,那些微薄的收入,真的难以维系一家人的吃喝拉撒。
  连续几年河南高考都突破100万,一本录取率至今都没有突破8%。不是河南人有多笨,而是严重内卷已成极端状态,让大多数人失去了上大学,改变命运的机会。要是搁汉唐,我们也是“北上广深”人。我们也可以坐在祖传宅邸的楼上,收着房租,喝着茶,吃着瓜子,悠闲的对那些想要挤进来的外地人评头论足,或者高傲而又卑劣的报以鄙视的眼神,骂一句:乡下人!但是也可能是另一种景象,作为十八辈贫农家的孩子,可以优先获得不满八岁就给送去宫里,做个小手术,当上“公务员”权利,谁知道呢?
  1997年参加工作,在河南工作了八年,2006年来到了上海,开启了我的第二段人生。我的老婆孩子还生活在距离草庙两百公里的另外一个城市,对于上海,我和我的家庭都是地地道道的外乡人。
  离开家乡近三十年,草庙给我的只是一些每次逢年过节回家看望父母,留下的记忆的残片。村里的年轻人大多已经不认识我,而那些年长的人,大多已经叫不出我的名字,我只有报出父亲的名字,他们才能艰难的联系起来。对于村人我已经不再属于哪里,我是他们眼里的城里人。
  我的尴尬是,我自己也不知道该把自己归结到那个群体。对于回不去的乡村,融不进的城市,我将是永远的外乡人。
  在上海打工近十六年,但是上海依旧只是我凭借辛苦工作领取薪水的地方,从未找到身份的认同感,因为这里的房价“拒绝”了我的加入。其实,我愿意卑微的成为新上海人,顺应向上流动的趋势。说句不着调的话,在上海,就算是翻垃圾箱捡瓶子,都会比草庙和洛阳捡的多。在这个层面,上海代表着机会。
  “饱暖思淫欲,饥寒起盗心”和“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都可以翻译成: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当生存问题还没有解决的时候,我们只是活着,与生活无关。
  思想这种东西太高雅了,对于还在为生存奋斗的人来说太奢侈了,偶尔玩玩可以,不要太当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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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上海之如六便士,代表了生活和现实,那么草庙之如月光,代表了理想和自我。
  人生就是在不断的选择中前进或者后退。你选择了一个熊掌,就必须放弃熊掌以外的,比如鱼。选择了庙堂,就必须为五斗米折腰;选择了江湖,就必须放弃家;选择了做乞丐,就必须放弃尊严;选择了当小三,就必须放弃自我和道德;选择了奋斗,就必须放弃躺平……
  奋斗是一种状态,躺平也是,我个人觉得没有对错之分。就像你有权利养猫,我就有权利养狗。只要不触犯法律,不危害公共良俗,愿意怎么活着是我自己的事。在大的社会框架下,道德是公共认知的最高标准,不可能要求所有人都像圣人一样全部做到,我们必须适应有些人不那么善良,有些人不那么可爱。法律是公共认知的最低标准,触及法律,必须为此付出代价,比如失去人身自由。
  就我个人来说,我更愿意躺平。不打扰别人,也不被别人打扰。把生活的需求降到最低,就像苏轼之明月清风不费半文。或者像卢梭的《瓦尔登湖》里描写一样,极简的生活。默默无闻的像蝼蚁一样的活着,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比如读书,练字,写诗,旅行,跑步,静思,独处,赏月,品茶……,
  而大多数人的问题和我一样,不能跳出现实的生活,只为理想和自我活着。偶尔做一个不合时宜的梦,醒来之后,可以选择赖一会儿床,也可以直接一咕噜爬起来,洗把脸接着去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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